毫没有意识到，在那不锈钢的充满长统靴，有着大现代威力，第一个专制官僚国家的走廊里，他穿着那过时的装束去讨好他人是多么的不可能。对那个拥有电档案系统，铁面无私的命令与快捷的数据理方法，便利的翻译机，直通柏林的电话线的机构来说，像他这么一个手持一札证件，石竹，肩披雪般的屑，闪着两颗银牙，上裹着蠢笨的绑的晦暗的波兰法律教师，是没有容之地的。教授是纳粹战争机的第一批受害人。他之所以成为受害者，是因为他没有被“编程序”——几乎如此。我们可以说几乎如此，而不能说完全如此。因为将他拒之门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个波兰佬。一如在英语中那样，这个词在德语里不无轻蔑之意。因为他是个波兰人，同时又是一个学者，他过分的渴望、贪婪和急于讨好的面目，在盖世太保上层圈不受迎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伤寒患者，但教授显然不清楚他已远远落后于时代。

虽然在最初沦陷的那段时间赶慢赶，但教授并没意识到时钟正残忍地一分一秒地走向他最后的时刻。在纳粹莫洛克神的中，他是又一个不起的小人，于是在八月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当苏菲正孤零零地跪在圣·玛丽教堂，那不祥的凶兆突然而至时——我已在前面提到过——她一下起来，朝学校飞奔而去。在那儿，她发现那个有光荣传统的中世纪院已被德国军队团团包围，来福枪和机关枪对准了那一百八十多名学校教师。教授、卡兹克也在其中，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徒劳的双手伸向空中。她从此再没见过他们。后来，我从她重新修改过的故事中得知（我相信这次是真的），对父亲和丈夫的被捕，她没有丝毫的丧失亲人般的痛苦觉——当时，她与他们的情已相当疏远，这事已不能动她了。但她却能到及骨髓的另一震动，到一彻骨的恐惧和难以忍受的失落。她的觉——对自的觉——完全被动摇了。因为如果德国人可以对一群又一群手无寸铁、心无疑虑的教师行肆无忌惮的可怕攻击的话，那么只有先知才知，在未来几年里波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恐惧。也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哭着扑倒在母亲怀里。而她母亲到的是真正的悲痛绝。这位温柔和蔼、脑简单、听从他人的妇女，一直对她的丈夫忠贞不二。苏菲在为母亲笨拙地表演悲痛时，也忍不住为她母亲的悲恸而伤心不已。

至于教授——像一条虫豕似的被萨斯赫森集中营的坟场泥土里，被一只在达考集中营之前产下的人类痛苦的沉、无情的怪兽所吞噬。他想解脱自己的努力全白费了。一切变得更讽刺意味，因为很明显，德国人在无意中关押并杀死了一个在后来可能被认为先知的预言家——一个偏执的斯拉夫哲学家，他的“最后解决”的幻想先于希曼和他的同党们，甚至先于阿夫·希特勒——这个计划的梦想者和构想者；而且他的计划还有实质的意义。“我带着我的小册，”他在一张偷偷从监狱里带的给苏菲母亲的纸条上可怜地写，这也是她们收到的惟一消息，“我带着我的小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从这里去，见到那些上层人，让他们看看……”

对死去的人来说，血相联形成的烈得令人迷惑，而留在记忆中的童年的记忆也前所未有地鲜明：他与她并肩散步，手指轻轻抚着她黄的发辫。还有一次，他带她乘上小车，在夏日鸟语香的威维尔城堡的园里穿行。苏菲还记得，当他死亡的消息传来时，她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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