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向波兰一些著名的政治和法律期刊，以及波恩、曼海姆、慕尼黑和德累斯顿等德国的文化中心城市的期刊大量投稿，其中一个主题便是“多余的犹太人”。他详细地论述了“人转移”和放等问题。他是波兰政府派往达加斯加探查解决犹太人迁居问题的考察小组成员之一。（他给苏菲带回一付非洲面，让她想起他那晒得漆黑的肤。）虽然他仍持不用暴力，但开始现动摇，并持认为应果断采取解决该问题的迅速有效的方法。教授的生活中已赋有某疯狂的彩。他成为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人，并首创用“犹太凳”固定犹太学生的法。他是经济危机锐的分析家，他在华沙作暴力煽动演讲。他狂怒地说，在经济萧条时期，那些异己分犹太人有什么权利与老实的波兰人竞争，像洪一般从各地涌城市？1938年末，他的激情达到。他开始创作他的杰作，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本小册，他在里面第一次尝试地提——小心翼翼地，用旁敲侧击和闪烁其辞之法——他的观：“彻底消除”，不无糊、犹豫，但清晰无误。不用暴行，彻底消除。在这期间，苏菲有几年的时间为父亲服务，仆人似的一些辅助的秘书工作，记录他的述。她顺从地工作着，像所有教养有素的波兰女孩那样对父亲绝对服从。她耐心地默默地着，一直到1938年冬天，才将他的手稿《波兰犹太问题：国家社会主义有答案了吗？》整理打印完毕。她明白了，或许我应该说，她开始明白她父亲在什么。

尽我在苏菲讲述这些事情时对一些细节纠缠不休，不停地问这问那，仍然不能得到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完整印象，不过有些事情已相当清楚了。她为父亲的服务是完全彻底的，绝对地效忠。对此她没有任何异议。从小到大，对父亲的尊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这已溶她的血，与她的波兰天主教的信仰为一。她从未有过什么不满。事实上她承认说，她甚至很乐于这仆式的服从。她每天说着：“好的，爸爸。”“不，谢谢，爸爸。”她必须时时小心，随时表现内心的尊敬，与母亲一起仪式般地侍候着父亲。她还承认说，她可能是一个受狂。毕竟，即使在她最痛苦的回忆中，她也不得不承认他实际上对她们俩并不是真的残忍；他有一与生俱来的幽默，并且，尽有时很冷漠、威严，偶尔还是会赐给她们一奖赏。为了保持幸福快乐的家气氛，这个暴君不可能表现得完全不宽容。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才缓和了家气氛，使苏菲得以完成法语学习（他认为它是一门衰颓的语言），使她的母亲能尽情欣赏除瓦格纳之外的福赫和史卡拉第之类一名不闻的作曲家的作品，使苏菲毫无怨言地度过这段绝对服从的婚前生活。此外，作为一个在全校教师中虽有争议但仍然杰的人的女儿（有许多但不是全同事对教授极端的族集团观念表示反），苏菲只模糊注意到父亲的政治信仰和狂。他将这些与他的家隔绝，不过它仍然相当明显，以致苏菲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不能忘记他对犹太人的痛恨。但在波兰有一个反犹太的家长几乎不算什么史无前例的事。就她个人而言，整日忙于读书，上教堂，与朋友聚会，了解一些时事，看电影（大分是国电影），和母亲一起练琴，甚至谈一两段天真的调情恋。对于犹太人——这些居住在克拉科夫犹太人居住区的幽灵般的人们，她漠不关心。苏菲持这一，我仍然相信她。他们与她毫无关系——至少在成为父亲的秘书，并开始了解他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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