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用苏菲的话来形容，“大多数刚到那儿的人，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就会为毒气而祈祷。”

犯人一到奥斯威辛便会被搜身，所以很少有人能保留自己原来的财产。但由于场面混乱，时而有蒙混过关的情形出现，如果幸运的话，间或有人可以留下少量的珠宝和衣物。苏菲乘一个党卫队卫兵不注意时，利用自己的机敏留下了一双虽已破烂但还能穿的皮靴。这是她在克拉科夫的最后日子里侥幸保留下来的。其中一只的袜垫里有一条裂缝，那天她站在霍斯那间斜顶阁楼等司令官时，那裂缝中便装着一本污迹斑斑但字迹清晰的小册子，十二页，四千多字，封面的题词是：“波兰的犹太问题：国家社会主义有答案了吗？”苏菲一直在唠唠叨叨地向我讲述她是如何在宽松、富裕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或许是她最没设防的地方（同时也包括她奇怪的谎言）。她不仅欺骗了我，我肯定她也骗了内森，但只有一件事她无法隐瞒下去。为了证实她与司令官的交往，我才知道了这件事。那本小册子的作者是她的父亲，滋毕哥尼·别冈斯基教授，克拉科夫雅基罗尼大学杰出的法学教授，卡罗瓦、布加勒斯特、海德堡和莱比锡等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

她向我承认说，对她来说，讲出这些是很不容易的。她咬紧嘴唇，手指神经质地抚弄着那张苍白的脸庞。要揭破自己的谎言相当难，尤其是她已巧妙地塑造了一个完美、正直、正派的父亲形象，一位对即将来临的恐怖愁眉不展的极好的一家之长，一个在俄国残酷的迫害运动中勇敢地营救过犹太人而被罩上人道主义光环的自由主义者；而现在，她却必须揭露他的真相。当她对我说这些时，神思恍惚，声音异常激动。她撒谎了！她不得不承认她讲的有关父亲的事都是弥天大谎，以致她讲的其他事情的可信度也受到怀疑。但有一点，她编造的这个可怜的谎言不过是一道屏障，一道隔在她所喜欢、关心的人（比如我）与那令人窒息的罪孽感之间的毫无希望的脆弱的防线。她问我，当我明白事情的真相和她编造的谎话之后，还能原谅她吗？我拍拍她的手说，我会的。

她继续往下说，除非了解她父亲的真实故事，否则无法理解她与鲁道夫·霍斯的这件事。以前她并未在所有问题上向我撒谎。她坚持说，在描绘那田园诗般的孩提时代时她并未说谎：包括她住过的那栋房子，宁静祥和的克拉科夫——两次大战期间的一个温暖安全之所，以及由母亲——一个开朗、可爱的妇女营造的甜蜜温馨的家庭气氛。仅仅从继承了母亲对音乐的热爱这一点上，苏菲对母亲的记忆便饱含感情。想象一下二三十年代西方世界中任何一个大学教授悠闲自得的家庭生活吧——仪式般的茶会，晚间的音乐会，夏日到乡间出游，和学生共进午餐，年中去意大利休假，到柏林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度年假——苏菲那时的家庭生活，文明氛围，安宁甚至快乐的生活场景如现眼前。但这幅美景背后却一直悬着一层令人窒息驱之不散的阴云，玷染了她的童年及青春。这便是因为她的父亲——一个对全家人严加管制的暴君的存在。尤其是对苏菲的支配相当固执，毫不变通，却又精明微妙，不露痕迹。直到苏菲长大成人后，才意识到他的一切令她厌恶至极。

生活中常会出现这种情形：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埋藏已久的感情——无论是被压抑的仇恨还是疯狂的爱——突然清晰地浮上意识的表层时，可能会导致身心巨变，令人刻骨铭心，永难忘怀。苏菲说，她绝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对父亲的憎恨浮上心头，把她卷入一种灼人的热浪。她不能说话，几乎窒息而亡。

她的父亲高大、健壮，常穿一件齐膝长的礼服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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