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这有些扭曲，但我决定要真诚地这样。即使她已决定向我或内森暗示她在奥斯威辛二十个月里的可憎的分分秒秒，或许我还是只能行揭开这层面纱，因为，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那些未曾亲自卷这极度痛苦之中的人们并不清楚这些。”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被一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侵者一样，残忍地侵了一个说不清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一个幸存者——埃里·韦尔曾写：“……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我不知这些话的确切程度，但我却意识到了它存在的风险。

然而，我不能接受斯坦纳“沉默就是回答”的看法，以及“不要再为无法言说的事情增加任何文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琐碎无益的争论”这一观。我也不认为“在某些现实面前，艺术的再现是不切实际和微不足的”。我发现了蕴其中的一丝真诚，尤其是因为斯坦纳也没有保持沉默。确实，正如所表现来的那样，有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奥斯威辛的罪恶长时间保持着一无法理解的状态，我们没有去理解它，它也就永远不可理解，无论这理解是多么不刻；斯坦纳自己也补充说，下一步最好就是“努力去理解它”。我一直在想，也许了解了苏菲，就可能对奥斯威辛有了一丝了解，因为苏菲至少是一连串矛盾的集合。虽然她不是犹太人，却承受了每一个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之后才得以幸存，在某程度上甚至承受着超过大多数人的的痛苦——我想这需要得到证明。（许多犹太人本无法看清纳粹灭绝族的大屠杀的狂暴本后面的东西，因此作为犹太人的斯坦纳，他对犹太人命运的沉思也存在不可原谅的空。他对大量的非犹太人——如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极为简略地一笔带过，而事实上他们在集中营里与犹太人一样被无情的杀人机吞没，虽然这一过程有时不是有条不紊地行的。）

苏菲曾对我说，她在奥斯威辛期间一共发生了两件大事，但都没对内森提起过。第一件事发生在到达集中营的那一天——我已在前文提到过；但直到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她才向我述说。第二件事，就是同一年里她和鲁夫·霍斯的短暂关系。那是在八月的一个下午，或者说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和晚上，她在枫苑里对我讲的。虽然她很激动很详细地向我描绘了她与霍斯的情节，但回忆使她太疲乏太张，以至于她的话不时被泪打断，我不得不借助当时的观察和后来收集的资料把它们整理来。她与霍斯在那间毫无生气的屋阁楼里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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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菲仅仅是一个受害者——像一片无助的随风飘飞的枯叶，像她的许多已罹难的同胞那样是没有意志的生灵——她或许只是迷失在布鲁克林风暴中的可怜虫，心里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事实上，在奥斯威辛（这些是那个夏天她一地向我吐的），她的确是一个受害者，但同时还是一个帮凶，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论这参与是如何偶然、模棱两可和不确定，亲目睹了犹太人化成的青烟从比克瑙的大烟卤里缭绕升空。每当站在她的俘获者，鲁夫·霍斯那间屋阁楼的窗旁，穿过窗外那片已枯的秋天草地朝外张望时，她总能看到它。那时，她心里只有无法压抑的愧疚——她没有把这愧疚告诉过内森；但在没有任何细微迹象的情况下，他却经常残忍地揭开它，使她无法从令人窒息的犯罪同谋的罪恶中挣脱来。因为在那段时间，她一直扮演的正是这个角———个烈地仇恨犹太民族的恶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