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山他哥哥那儿去了。”

“走了，”我喃喃地说，又到一阵烈的震动。

“永远地走了，”他说，“我是说永远清静了。那家伙是个假人！但是苏菲——我真为苏菲难过。苏菲是个好女人，是吧？”

我一时说不话来。轻柔的海顿将那间被遗弃的可房间装满抑扬忧郁的乐音，更增添了我的空虚和失落。

“是的，”我终于说，“我知。”

“奥斯威辛怎么啦？”莫里斯·芬克问。

第九章受害者和帮凶

在有关纳粹集中营的诸多文章中，没有比乔治·斯坦纳更察力和富于激情的了。我读过他的《语言与沉默》一书，就在它版的1967年——那一年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即使把它是发生在布鲁克林的那些故事的二十周年这一忽略在外。上帝啊，我认识苏菲、内森，还有莱斯丽·拉普德斯，已过去整整二十年了，真是白驹过隙！我在耶塔公寓备受煎熬终于写就的那家悲剧业已付梓（它受到的迎远远超我那年轻的希望）；此外我还写了其他一些小说，以及一些在六十年代盛行一时但枯燥乏味的新闻文章。但是，我那颗仍然向往文学的心——仍像胡爪鱼一般垂死挣扎着。令我兴的是，1967年，那作品的版使这濒死状态宣告结束，不仅使我个人获得成功的满足，同时还实现了作为一名小说家对哲学和学的要求，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虽然事后证明，并非所有的人都喜它的结局。不过，这是另外一码事。如果人们能谅解我的纵的话，我会直截了当地说，那一年是我的丰收年。

但事情往往难以完无缺。多年努力后一旦获得成功，往往使人陷一灰暗的萎靡不振的危机状态。许多作家在完成一作品后都会产生这觉，就像经历一次死亡。人们总想重新回到那温的，重新变回卵的状态。然而职责会一如既往地召唤你。我又一次想到了苏菲。二十年了，苏菲以及她的生活——过去的以及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内森，他和苏菲的冤冤不解、纠缠不休以及最后的恶化，那可怜的金发波兰宝贝因此坠绝望与毁灭的情形。这一切盘旋在我脑海中，早已固，挥之不去。那年夏天的情景犹如老相册中黑纸页上的一张泛黄的照片，随着我步中年而越发陈旧和模糊不清，然而，那年夏天的痛苦仍叫嚷着要一个解释，于是在1967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开始认真思索苏菲和内森的悲剧命运。我知我早晚会旧事重提的，就像多年前我成功地对另一个年轻女人——玛利亚·亨特过的那样。由于原因，过了许多年我才开始写苏菲的故事，但我在那段时间里了充分准备。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史料，于是大量翻阅了《集中营的世界》一书；同时，乔治·斯坦纳的文章带给我一次认识上的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