憾。我想这种死法十分糟糕，那种癌一定很恐怖，那些可怕的癌细胞离大脑很近——那些可怕的、细小的象鼻虫侵蚀到面颊、额头、眼窝、下颚，甚至全部口腔，最后猛烈爆发，将舌头全部腐蚀、吞没直至烂掉。我打了个冷战，并不只是因那个参议员即将遭受的非人痛苦令我产生了说不清的痛苦，而是另外的什么东西，很遥远，很抽象，捉摸不定。它使我心烦意乱。我对比尔伯略有了解——就是说，比那些对政治略知一二的普通市民多一些，而且毫无疑问也比《纽约邮报》的记者更多一些。当然我的了解也不算深刻，但即使有些肤浅，也比那些破屋烂房里印出来的报纸更生动、鲜明，能多方面反映比尔伯的性格。我知道比尔伯已无可救药——他的恶名将一直保留到那些癌细胞塞满他的口腔并使他窒息而死——但通过这个来自狄克西的恶棍的大脑的每一叶瓣，我仍然可以洞察人类的骨肉和形象。

在大学里——除写作之外，我真正潜心钻研的是美国南部史——我曾奋笔疾书，写了一篇有关人民党主义的一次政治运动的长论文。那是一次异想天开、中途流产的运动，其中活跃着一批代表阴暗面的南方煽动家和暴动煽动者。现在想起来，那篇论文几乎算不上一篇真正见地的论文，但我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它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挣来了一个十分难得的“a”。我参考和援引了万·伍德沃德对乔治亚的汤姆·华森的精辟论断，还专门研究了彼特弗德·本、第尔曼、吉姆斯·沃特曼和“棉花爱德”斯密斯以及休伊·朗等民间英雄的事迹，我得出一个结论：民主理想主义和对广大民众的最诚挚的关怀等把所有这些人联系在一起，至少在他们的早期生涯中是如此；与之相伴的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强烈反对，以及对工商业硕鼠和金融巨鳄的抵制。我从这一结论中进一步推论，这些人最初本是很体面、讲究礼仪甚至耽于幻想的，却在面对南方种族的悲剧时被他们自身的致命弱点所击溃；因为他们每个人最终都或多或少被迫利用了南部贫困白人农民自古以来对黑人的恐惧和仇恨，以服务于已蜕化变质的对权力的鄙劣野心和个人贪欲。

虽然我对比尔伯没做什么研究，但还是从考察中附带了解了一些情况（他在四十年代的那种真实的卑鄙的公众形象令我大吃一惊）。他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典型人物，在许多方面与上述那些人相差无几：一开始是一位开明绅士，曾作为一位社会公仆为社会福利改革做出了贡献。这一切也许算不了什么——与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足以使最无耻顽固的弗吉尼亚反动派畏缩不前的言论相比——但确实是一种功德。他是泛滥于麦森——迪克森分界线以南地区的可恶教条的最龌龊的鼓吹者，也是最直接最悲惨的受害者。我默想着那个身穿白色西装，面容如女巫般憔悴，已被死神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人，没精打采地经过一棵几近枯死的棕榈树，来到新奥尔良诊所。我默默地向他道再见，不无遗憾地出了一口长气。突然，想着南方，想着比尔伯，我又一次想起博比·韦德，突然被一阵强烈的沮丧情绪所捕获。天啊，有多久了？我恳求般地凝视着那污迹斑斑、冷酷无情的枝形吊灯。

这时，我在苏菲推开酒吧脏兮兮的玻璃前门的一瞬间看见了她，一缕金色的光线恰好照在那张长着迷人颧骨的脸庞的凹处部分，那双杏仁眼流露出亚洲人常有的倦怠神情。她脸上的其他部分十分协调，还有——或许该说特别是——美妙的、长长的、微微上翘的“波兰式鼻子”——内森总爱这样称呼它。通过一些不经意的举止——开门，梳头，向希望公园里的天鹅扔面包屑（这与动作、神态有关，如歪头、挥臂，或臀部的轻轻一摆）——她创造了一连串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美。这是苏菲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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