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军队进驻克拉科夫时，是在1935年的九月。我们都吓坏了，对发生的一切充满仇恨。但我们都保持着镇定，尽可能地把事情朝最好的方面想。刚开始时还不算太糟，斯汀戈。我的意思是说，刚开始那阵子，我们觉得德国人对我们还不错。他们并没有像轰炸华沙那样炸毁这座城市，所以我们觉得有些特别，有一种受到保护、躲过劫难的感觉。那些德国士兵也算行为良好。记得父亲说，这证实了他很久以来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德国士兵延袭着古普鲁士军队的良好传统，即恪守荣誉与正派的准则，所以他们不会伤害或虐待平民。同样，听着成千上万的士兵说德语，也使我们觉得安心。对我们家来说，这种语言像母语一般亲切。就这样，刚开始的那种痛苦慢慢淡了。尽管父亲对华沙所发生的事感到焦虑和痛苦，但他说，我们可以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他说，他不知道希特勒会怎么对待知识分子，但在其他城市，比如维也纳和布拉格，许多教师都被允许继续工作。所以他认为，他和卡什莫尔也能如此。几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克拉科夫城还算平静，我的意思是说，还可以过得下去。

“11月的一天早上，我到圣玛丽教堂做弥撒，就是我说的那个真人吹号的教堂。在克拉科夫时，我常去做弥撒。德国人来后，我也去了很多次，祈祷战争快点结束。这听来有些自私吧，斯汀戈，但我真的是一心祈盼战争尽快结束，我就可以和卡兹克去维也纳读书了。噢，当然还有太多的事需要祈祷，但人总是有私心的。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家人都还安全、自由，所以我希望战争快点结束，让我们重新过上以前的日子。但就在我做祷告时，突然产生一种……一种感觉，是的，一种预感，一种恐怖、可怕的预感。我不知道这恐惧从何而来，但突然间我停止祷告，感觉被教堂里一股又冷又湿的寒流所侵袭。我猛然意识到，这像闪电一样袭来的恐怖来自何处。因为我记得，就在那一天早上，克拉科夫地区的新任纳粹总督，一个叫弗兰克的家伙，让大学里的所有教师在校园广场上集合，要向他们宣布占领区必须遵守的新规定。这没什么，只不过是一次单纯的集合，通知他们那天早晨必须到会。我父亲和卡兹克是在头一天听说这事的。你知道，这听起来十分自然、合理，没人会联想到其他什么。但现在，这道闪电让我感觉出事儿了。我冲出教堂朝街上跑去。

“噢，斯汀戈！我现在告诉你，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父亲和卡兹克，再也见不到了！我跑啊，跑啊。那地方并不太远。等我跑到学校时，校门前围着一大群人。街上已戒严，只有一些庞大的德国篷车，还有端着来福枪和冲锋枪的一群群德国士兵。那儿设了一道路障，那些德国士兵不让我过去。正在这时，我看见一个熟人——沃西纳教授夫人，她丈夫是化学教授。她一下子扑倒在我的怀里，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噢，他们走了！他们被带走了！所有的人！……我简直不敢相信。但另一个教师的妻子也走过来，哭喊着说：……是的，是真的！他们被带走了！我丈夫斯莫伦教授也被带走了！……我仍然将信将疑。直到看见那些遮得严严实实的篷车朝西开去时，我才完全相信了，也开始歇斯底里地哭叫起来，接着我跑回家去告诉母亲。我们俩抱头痛哭。母亲说：……卓娅，他们去了哪儿？他们被带到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一个月后，我得到消息说，父亲和卡兹克都被带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还听说，他们都是在新年那天被枪杀的，因为他们是波兰人，是大学教授。另外还有许多教师，我想也许有一百八十多人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回来。这事发生后不久，我们去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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