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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我这样唠叨会让你心烦，不过我父母真的都是很的人。你瞧，内森现在很不错，很平静，他正于良好状态之中。说……状态……，对吧？但如果他于不良状态，正在气上的话，就会像你第一次看见的那样，我这样说他，他便会对我尖叫，不停地骂我是反犹的波兰猪。噢，我从没听过他骂的那些脏字，不是英语的，依地语，还是别的什么语言。他总是骂着同样的话：……你这肮脏的波兰猪，你要杀死我了，就像你们这些肮脏恶心的波兰猪杀死犹太人一样！……我想和他说话，但他本不听，只顾气得发疯。我也知，在这时候跟他说波兰人的好，跟他讲像父亲那样的人，本没用。我父亲生在卢布林，那时还由俄国人控制着，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在那里惨遭屠杀。父亲年轻时，曾和他的一个当教士的哥哥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将三个犹太家藏起来，躲过了那场大屠杀，躲过了那些哥萨克士兵。这是妈妈告诉我的，因为父亲从不愿提起这事。但我知，如果在内森怒气冲天时对他说这些，他只会骂得更厉害，说我是又臭又脏的波兰骗。噢，那时候，我只能对他耐心些。我知，那时的他十分虚弱，状况十分糟糕。然后，我只能走开，一声不吭地想想别的事儿，等着他把气发完。到时他又会对我非常和蔼、温柔，充满柔情意。

“我的父母都不是克拉科夫本地人。我母亲生在洛兹，父亲是卢布林人。他们在维也纳读书时相识。父亲在奥地利科学院学法律，母亲则在同一城市学音乐。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经常去弥撒，上教会学校。但并不是说我是个狂、顽固的宗教狂。我十分信奉上帝，但我的父母并不如此……你看，我不知英语该用哪个词，法语好像是……是的，严厉。他们并不那样。他们非常开明，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者，总是投劳工党或民主党的票。我父亲仇视毕苏斯基。他说，这个人比希特勒更仇恨波兰。毕苏斯基死的那天晚上，父亲喝了好多荷兰杜松酒以示庆贺。他是个和平主义者。尽他总是喜谈论波兰那段好日，但我知他很郁闷，很焦虑。有一次我听见他对母亲说——那已是1932年了，我听见他用一忧郁的声音说，这日不会长久了，就要打仗了。命运总是不让波兰永远和平安宁下去。我还记得，这话他是用德语说的。在我的家里，我们说德语的时候比说波兰语的时候更多。至于法语嘛，我在学校里说，而且相当不错，但我觉得不如德语那么容易。这就是维也纳对我的影响。我父母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父亲在那里当法律教授。那时学术界都用德语。母亲得一手相当的维也纳风味菜，当然她也烧波兰菜，不过波兰菜还没有形成为一个菜系。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在克拉科夫那间大厨房里的那些菜，噢，还有她的那些妙无比的甜，有一叫梅特尼布丁的东西，里面有栗、黄油和桔。

“我第一次听父亲说起大屠杀，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也就是战前一二年吧。那是报纸上刊登纳粹对德国的犹太教堂和犹太商店行惨无人的摧毁的时候。我记得父亲第一次提到卢布林的那次大屠杀。他说：……先是从东边往西，这次是从西边往东。……我

肖，要不就是贝多芬，史卡拉特，赫。她是个不错的钢琴家。我就躺在那儿，听着音乐在屋里飘，觉得是那样温，舒适，安全。我总想，没有人有我这样的父母，有我这样的好生活。我还会想，我长大成人后会是什么样？也许会结婚，嫁给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优秀教授；也像母亲那样当个音乐教师，演奏妙的音乐，和教孩。这样的生活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