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会为自己没能让他们过上快乐的一晚而懊悔。在去架火车站的路上，我必须经过托尼·雷拉从前的家。他父亲依旧经营着那个临街的鞋铺，托尼就是在这间小茅屋里长大的。历久的铺面没有丝毫变化，只有托尼变了，跟上了时代的发展。我敢肯定他依旧用意大利语和他的父母说话，依旧在问候他父亲时亲切地吻他，依旧用他微薄的收支撑着这个家，但家里的气氛却已完全不似从前。当托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儿取得的成功时，该是怎样的一狂喜啊！当托尼发表他的彩演说时，他们听不懂一个字，但是他们知他说的是对的，他的任何一件事在他们看来都是对的；他的的确确是个好儿。如果他真的成功了，他会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好总统。

临走时我总是对她说：“你肯定我以前的东西一件都没留下？”回答总是：“别再想它了！”她站在栅栏边和我说再见时，总不忘记发最后的警告：“你不觉得应该放弃写作，找个工作吗？你已经不再年轻了，你知，恐怕等不到成名，你已经变成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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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真能为《星期六邮报》写稿也行！”她会这样说。有时候为了使我显得更加荒唐可笑，她还会说：“也许《谈天》会要一篇你的故事的！”（我写的任何东西她都叫故事，尽我给她解释了不下数十遍我不写“故事”。“那就不它们是什么吧。”她最后总是这样说。）

“说实话，”我说，“我一儿都不关心谁成为这个区或者任何区的议员，这无关要；甚至谁成为总统也无关要，没有什么是重要的。这个国家本不靠这些卑鄙之辈来治理。”托尼摇，表示他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亨利，你已经迷失了方向，”他说，“你是个彻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说完这些我们就分手了，此后的几年之内都没有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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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盎然、光明媚的一天，我们来到第二大。铜版诗的生意已收尾阶段，暂时也还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在来第二大之前，我们已去东区转过一圈，但一无所获。我们在和的光下已走了很久，又累又渴，想着怎样才能不钱就到一杯冷饮。经过一家糖果店时，我们看到诱人的冷饮柜，便不约而同地决定去喝儿什么，然后假装钱给丢了。

老不再喋喋不休地谈论托尼的德了。我知，我爸爸只是为了让我能振作起来；我知，他谈够了托尼·雷拉之后，就会询问我写作的展情况如何，卖没卖一些作品，等等，等等。如果我说还没有重大的展，我妈妈就会用那悲哀的目光侧视着我，仿佛是在怜悯我的无知，或许还会再加上一句，说我一向是班里最聪明的孩，有着让人羡慕的机会，可是如今的我却要当个什么没用的作家。

重吃。现在这个笨居然变成了地方政界的领袖人。“你知我为什么对政治不兴趣了吧？”我说。“你恰恰就错在这里，亨利，”托尼激动地说，“你想看到丁·隆成为议员吗？”

店主是那朴实、友好的犹太人。他亲自接待了我们，情、周到得仿佛我们是天外来客。我们慢慢地呷着饮料，同他聊这聊那，拖延时间好让这令他伤心的消息变得容易接受儿。看到我们对他这么尊重，他也似乎很是欣。该走了，我全上下

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从前妈妈是怎样说起我爸爸的，怎样说起他是他父母亲的骄傲和幸福，而我却是他们的苦恼，我给他们带来的只有问题。可是，谁又能说得准呢？也许有一天结果会证明我没有错，也许有一天我会一举改变一切，我会证明给他们看我并不是彻底的无可造就，但是在什么时候，又怎样去证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