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望，一个烈的念推动着她要杀了那些男人来抵偿他们对她下的兽行，这个念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盖过了任何逃生念。当她晚上再爬来时，她已在一个牺牲的同志上找到了一支冲锋枪和一捆手榴弹。

她爬坑外，站起来，走向那些士兵。

其中一个士兵转过来看见了她，但已经太迟了。她旋开了手榴弹保险盖，看到那个人脸上惊恐的神，随即将那捆手榴弹地抛这伙人堆里；同时端起冲锋枪扫着，冷看着那些在爆炸的火光中和的火下舞般地扭动着，静耳听着那些惨叫声，直到最后周围大地又归于一片宁静安谧。

当第二天战线朝前推时，她被自己人的队伍发现横躺在弹坑里，两间着一滩血渍。她在斯大林格勒的野战医院里度过了三个星期，随即就被叫到一个军事法问话，不是关心她惨遭的不幸，而是盘问有关她的被俘以及她为什么会让这事发生。

为了这一耻辱行为，尽她的勇敢表现，她还是受到了一个月关在军事监狱的惩罚。

战争结束了。可是这之后的五年里，安娜·格兰库却从未受到丝毫的人情温和生活乐趣。

战争结束后的两年里，莫斯科人对生活有了一新的憧憬。这座城市似乎从一个漫长的冬眠中复苏过来，洋溢着快纵乐的气氛。住宅群和咖啡馆，舞厅和啤酒馆向着市郊各个方向延伸发展；人们穿着时髦的衣服，打扮得多彩多姿。夏天里，大家在饭店的台上舞，欣赏着最新行的音乐。

安娜·格兰库在一家莫斯科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秘书工作。在业余时间，她回到夜校念书。两年以后，她开始在莫斯科语文学院上夜校听讲。期间，尽经常有男约她去，但她很少答应赴约，并从不受邀到他们的家中去。只有一次安娜·格兰库破了例。

她遇到的一名年轻的讲课老师叫伊凡·克霍列夫。

他只有二十四岁，是一个瘦削白皙、格细腻的青年。但他已是一名广受好评、备受迎的诗人了。他的作品在好几家颇有名望的文学杂志上发表。

一天晚上下课后，他约安娜去喝东西。

他们来到莫斯科河畔一家小小的天咖啡馆，他们吃着扎库斯基，喝着烈的格鲁吉亚酒。伊凡·克霍列夫娓娓谈论着诗作，当他给她诵着斯特尼克的一首诗时，她觉得这是她听到过的最的字句。他安详并全神贯注地听取着她的评述而并不只是表面上客敷衍而已。他很会陶然自乐，却并不陶醉于自己的文学成就；而且，他很喜笑。

平台上，有一支乐队在演奏，那是战前就有的一支抒情忧伤的华尔兹曲。他邀请她一起舞。俩人耳鬓厮共舞时，他并没伺机抚摸或亲吻她。离开咖啡馆后，他步送她回家，在他们分手时，他没有照习俗吻她的脸腮别，而是拘谨持重地跟她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