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班委会的其他成员还有：学习委员秦玉琴，文委员刘云峰，劳动委员何秋霖。此外，还有各学科课代表：政治课代表魏振国，语文课代表叶丛文，历史课代表毕自，地理课代表郑红军，数学课代表黄月萍，英语课代表许兰英。这些班委会成员当时是怎么选举来的，现在已说不清了，但有一可以肯定：班委成员会这十一位同学的学习成绩，都是全班同学公认的一平，是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尖”生。

第六中学虽然只是一所普通中学，但自一九七七年恢复考以来，每年的三百多名的中毕业生，文、理科都会分别有五、六名应届生考校，这样的升学率，在市里普通中学的排名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那时候，校招生的比例只有应届中毕业生的百分之五左右，这使升大学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而残酷，而参加考在当时被戏称之“千军万争过独木桥”。这个时期，第六中学的法是：中各年级分为文科类和理科类，并将学习成绩好的学生集中为一个重班，即所谓的“尖班”，由最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负责授课，以保证学校的升学率。

“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要参加考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次作文讲评课。”李祖明老师站在讲台上，环视着下面座位上的同学们，抑扬顿挫地说：“不久前，一位叫潘晓的女青年给《中国青年报》杂志社写了一封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当《中国青年报》把这封信刊登来之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且在该报刊上发起了一场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大讨论。人们围绕着‘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作了各各样的回答，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为此，给你们布置了一篇《我的理想》的作文题。同学们上来的作文，我都作了批改。应该说，绝大多数同学的文章写得都很不错。这说明了大家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都行了认真的独立思考……”

李祖明老师，瘦个，着一副镜片很厚的近视镜，两鬓斑白，肤糙，有些驼背。他今年四十五岁，而外表比实际年龄却显得苍老许多。不过，他讲课时那畅的语句与合拍的手势，充分表明了他是一个极富人生激情的教师。

从本校初中升至中的学生们都知，几年前有一个叫“李老”的校园勤杂工。那是一个发白凌、着总是缺了一条的近视镜，整天穿着一灰破旧帆布衣服的男人。多年来，这个“李老”总是一个人在校园里扫路，清楼、窗、洗厕所，还兼一些搬扛运送杂的活儿。他走路时习惯于低垂着脑袋，从来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即使有人向他问话，他的回答大都是“哦”、“嗯”、“是”的几个单词。他在学校里的住，是一间简陋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一个人没有家室老小，过着一狐独而凄苦的日。直到一九七八年秋季开学之际，中一年级文科（1）班的学生们才惊讶地发现，讲台上站着的这位新来的语文老师竟然就是他们以前都非常熟悉的校园勤杂工“李老”。

原来，二十多年前，李祖明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到了南疆市第六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不幸的是，在一九五七年时刚满二十四岁的他被划为“右派”分，同时也被剥夺了走上讲课的权力。从此，他便在学校后勤科的监下扛起了扫把，就地被劳动改造。到了一九六二年，虽然给他摘去了右派的帽，但劳动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