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万斤，牲畜十五万（只），人均年收六百七十四元。

我们还特别了解到，一九五九——一九六○年间、一九六八年该县两次外人二千人，后陆续返回五百六十人。一九七○年以来该县每年递增五十八人。

……

我这样梗概了扎达自古格以来的千年史；如果寻了象雄文明起源的上限，还要再上推几个千年。国内外许多学者专家正在辛苦地着这些工作，象雄的廓将要渐渐分明起来。

但是——但是什么呢？

当我心心念念于阿里的向往，对于它壮阔绚丽的自然面貌以及对于它晦暗不明的历史之谜的向往，并完成了阿里之行之后；当我急切地了大量的案工作：整理笔记、翻阅资料、各方咨询，重新使我所见闻的每一细节复活之后；当我设地，试想亲自参与那声俱烈的历史情景，并果然同那些王族臣民、尊者上师熟悉起来并到了人的生气之后，在我向朋友们津津乐于阿里、并满怀激情地写完古格千年史之后……在兴冲冲地从事了这一切之后，突然有一个念骤然升起——我为什么要这么关心这一地区的历史。我关心它的什么。我希图找到什么。它对于人类所关注的重大而迫切的现实人生问题有无意义。而我，是否借机逃遁，以远避需要痛苦地面对着的现实。如果不是，如何从这一关切中看我的积极努力。

都是问题。这一念攫住了全心思，思路无法行，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最好还是把这一念搁置，否则我对阿里只能保持缄默。寄希望于文字。它或许能引领我，到达我渴望到达的彼岸——我有多半靠文字思索的习惯。、罗素曾在论述国家特的成因时说，“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恰好在开创年代临世的卓绝人的个。比如像西，穆罕默德和孔那样的人。”后来他还说过，“我不相信俾斯麦若在童年夭折，欧洲七十年间的历史会跟实际所发生的完全相像。”再后来，否认历史规律和必然的理论在当代史学中较为普遍。恰是这历史的偶然、个别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并与我所关心的史实对号座。去阿里前在北京大学，我与年轻的甘南藏族学者桑吉扎西曾有一席谈，他对克罗齐的“一历史就是一当代史”的观极推崇，格外看重历史表象背后的思想活动。他不无激烈地说，假如当初松赞布不选择佛教，藏族的历史和今天会怎样？如果说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是唯一的选择的话，那么，成吉思汗面对着伊斯兰教、尼教、基督教、景教、拜火教、教（长真人邱机一直追随成吉思汗于鞍前后），为何最终选择了喇嘛教？结果如何——一位蒙古学者曾写，自接受了喇嘛教，蒙古人就变得懒散，“梦一般活着”——这个与世无争的宗教削弱了一个民族的悍之风，复又削弱了另一民族的悍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