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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巴说：打扫战场时，我看见了老堪布的尸首，头上被砍了两刀，一只鞋挂在脚上，另一只不见了。后来，我随解放军当翻译离开索县，去边坝一带剿匪，直到平叛结束。

洛布丹增说：第二年人民政府送我去拉萨中学，学习藏文和算术，没学汉文吃了亏，再也没机会深造了，当干部整天下乡跟牦牛打交道。到了一九六四年，我和那曲另外三个人组成四人代表队，参加西藏第一届文艺会演。我们四个人，没有乐器伴奏，整整演了一台节目，把拉萨轰动了——现在那曲根本没人会跳那些舞了——大家说，昌都来了二十几个人，谁看他们！看谁的？黑河（即“那曲”意译）四个人的！后来各地区共选留了三十三人，组成西藏代表团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会演。我主演了一个舞蹈，拍成电影《朵朵葵花向太阳》。西藏代表团在人大会堂演了一场，周总理和我握了手（洛伸出右手），夸奖我——多幸福啊！——毛主席多次接见我们，会演期间江青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你看我当时的照片，不像男的，也不像女的，嘿嘿……文化革命那阵子我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了宣传队，到一九七一年给我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了公职，交雅拉乡监督改造。群众专政很厉害，把我捆着打了几次，现在右手不行了，就是那时给捆的。当时昂巴也被双开（开除公职、党籍），也在雅拉乡劳改。当年你死我活的敌人，也有这一天成为难兄难弟。嘿。

昂巴说：“文革”时我担任区长。县上有人搞冤案，捏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中华民国救国军”，说我是救国军八大金刚之一。在雅拉乡劳改一年半，后来是自治区来人宣布平反的。我被“解放”后，洛布丹增还在劳改，他经常偷偷摸摸找我打听：“你解放了，我有什么消息吗？”

明加说：“文革”中揪斗我，说我是叛徒——叫叛匪捉去又跑了出来，不明不白，肯定叛变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说它啦……

——真是的，那些思恩怨怨的往事已经过去了很久，人们都很少提起了。洛布丹增给眼下的事情搅得心烦意乱：“我搞了几十年歌舞队，那曲地区谁不知道索县文工队！可是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啦，你看那个勇扎，年轻轻的，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承认他行，科班出身，大学毕业，吹拉弹唱编导演都行，可也别太傲气了嘛！一支新黑管，他吹上没三天，就吹坏了。我批评他，他还强词夺理：乐器买来就要用，用了就会坏；人也是用完了就老了就死了嘛！我就和勇扎打了起来，勇扎打了我，我也抓了他几下。县委不管，公安局来过问，在讲道理的时候我赢啦！”

那个勇扎我们见过，非常精干的一个小伙子，西藏大学艺术系毕业，现在索县文工队的队长。他和洛布丹增闹矛盾的实质，是因为两人各有所长，都太能干了，各有招数，互不服气。结果是洛布丹增退回文教局当干部去了。

我们端详着洛布丹增幸运顶峰时在北京拍的照片——粗大的辫子盘在头顶，红艳艳的丝穗潇洒地从耳侧垂挂下来，恬静地微笑着，美好前程在握——一个少见的美男子！

可是眼前的洛布丹增，黝黑的脸颊上早已皱纹密布，激动地说些不顺心的事情，谈话间已将一瓶才启盖的白酒喝掉了大半。

当年的少年驮运者、班戈县小牧民加央到了索县当县委副书记。与我同行去文部的未来的经济学家多托被任命为管经济的副县长。这一茬年轻的领导充满了雄心壮志，想要以索县为基地改一番革。多托思考了一系列发展牧业和副业的计划，但没来得及实施。原因是不久后，县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新县政府，多托的价值未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落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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