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他便从一人生价值被肯定的契机中开始了对不平凡生活的打探。所以艳的三封信在把他推向一全新生活时，也向我们剖开了更一层的人：人的崇行为与庸常人永远织在一起。作为质朴的劳动者，金大印不可能用“英雄”的桂冠稀释掉内在的顽劣。“英雄”只是作者敲开金大印内在人格的一个，或者说给金大印的一生涂上了一层幽默的光亮。最有刻意义的还在于有关红梅参加培训中心的描述，通过反义词的教学与训练，把现实的存在与心灵的存在、虚伪的表象与赤的内心、理秩序与本能要求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反讽现实的审目标非常明确，同时又带着刻的隐喻功能。

同时，从更广泛的生存背影上，这叙事还颠覆了我们历来所仰仗的两思维方式：

一是逻辑，二是德。从逻辑发，我们习惯于在事中寻找因果联系，而对在因果之外的广阔现实视而不见；从德发，我们习惯于对人和事善恶的判断，而对在善恶彼岸的真实生活懵然无知。（关于此，请参阅周四平（小说的智慧），载于《天涯》1997年6月）这思维方式极大地籍制了作家艺术的能动再创造，也使许多小说无法摆脱现实的拘囿而走向平面化和平庸化。东西聪明就聪明在他敢于挑战这模式，突破逻辑的制约，在不可能的地方开辟艺术的可能，使人在一些似真非真、又像又不像的地方凸现自己的灵魂，剖示自已的人本质，同时也使叙述获得了艺术特有的灵。尤其是小说中大量关于“文革”语录的袭用，尽失去了社会土壤的滋生，显得稽而玩世不恭，但它同样证明了历史记忆对人的潜在规约，反讽和批判的锋芒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德，这个令人生畏的社会学语汇，在《耳光响亮》中无疑被暂时地悬置起来。因为在东西看来，无论是青松打金大印，还是叫宁门牙暴自己的；也无论是杨光不红梅，翠柏卖，都不能用简单的德来行评判。尤其是最后有关红梅与金大印结婚的那份合同书，不仅把婚姻与责任、条件、易统统组构在一起，也把苦难、无奈与希望缠绕在一起，远不是德所能注解的。生存的苦难和人的悲剧，一旦纳德的律令中就显得非常单纯，而实质上，生命的不朽与繁复远远在于德之外。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对《耳光响亮》中的人行好坏的判析，不仅没有意义，也曲解了小说本。

不应该忘记的还有语言。这是东西作为一个颇潜力的作家所拥有的丰厚资产，也是我们看到《耳光响亮》后觉得异常鲜的另一个关键所在。遍布在这小说中的，除了东西极为姻熟的诙谐与反讽之外，还有他对叙述准确的刻意追求，对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的诗品质的近，对小说审信息的另一可能的开发和探索。这从小说的开就可以看。在叙述的一开始，作者就让翠柏以倒着行走的方式抛开记忆叙事惯用的“多少年之后，当我回想起某年某月”之类的腔调，让故事跟着叙述者以行动而不是想象的方式历史。这里，叙述者用他“在场”的份表明了故事将与他有关，与他的光、心灵、人生际遇密不可分。这叙述实际上为小说的故事构架了一个心的设置，也为话语的择用确定了某基调。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作者对小说内细节的准确把握，那艺术的灵动和表达的生动确实是非一般作家所能比拟，此我们不妨略举一例。第二章中，翠柏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