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因为这种凌辱不是源于政治、道德、伦理等外在形态，而是基于血肉亲情的不理解，是她的亲生骨肉的一次次彻底而坚决的反击。她用最为质利、的母性精心地关照着三个孩子，无论是别人捉奸牛红梅时她挺身而出，还是定期给三个孩子生活费，都证明了她作为母亲的韧性基质。然而，当她最后带着木然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女儿走进金大印的新房，她已感受不到、或者她已不相信几十年的爱却再一次对她构成伤害。她以整个生命的奉献和最后的一无所有，完成了人性内在的悲剧实践——爱和伤害，在扭曲的人性中被强制性地统一起来。

牛红梅的伤害则来自于青春期的情爱，她的存在际遇实质上是用现实苦难彻底地支解了有关爱情的所有神话。她试图用少女最为可贵的无畏和纯真去寻找她的情感归宿，然而没有浪漫与温情的现实以其极为冷酷的手段消解了她对生存的诗意怀想。在与刘小奇的纯真初恋中，她勇敢地直面外在势力的凌辱，却没想到被牛青松无知的“复仇”所埋葬。当她与杨春光相爱并结婚后，她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完成了作为妻子和女人所应尽的所有道义和职责，而她换回的仍是婚姻的失败和理想的溃灭。她抗拒着一切堕落的行为（包括拒绝给刘小奇作按摩小姐），以特有的顽强寻找一个女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可是，她不是被北京的“苏超光”所骗，就是被自己的弟弟所出卖。这里，东西并不仅仅用这样一个人物来演绎有关命运的某种不幸，而是通过她跨越巨大时空的寻找与失败，表明了作者对诗性存在的质疑：那些用真诚浇铸起来的爱究竟在哪里？因为穿越牛红梅整个情感历程的，似乎只有“欲望”二字。物欲、肉欲、名欲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剥夺了她相爱的权利。在爱与欲望的永久性对峙中，她像那位老堂·吉诃德战风车一样，韧性越强、挣扎越努力，悲剧性也就越深刻。

与何碧雪和牛红梅相比，牛青松和牛翠柏的苦难似乎更具悲剧震撼力，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一个被伤害者，同时还是一个伤害他人的能手——这个“他人”不是别人，而是给了他们生命、爱和成长关怀的亲人。他们以少年特有的反叛精神和对自我伦理“尊严”

的捍卫，陷入了伤害与被伤害的怪圈。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他们每一次伤害亲人的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某种潜在的自尊；而当他们完成了那种“尊严”维护之后，他们却没有看到（也无法看到）自己已对人性的某些基质做出了更深的摧残。无论是他们攻击、凌辱金大印，还是引诱宁门牙强暴牛红梅，都显示了特殊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培植的青春在畸变过程中的癫狂性。正是这种带着深刻的历史痕迹的人格，促成了他们作为一个受害主体又在愿望与效果的巨大反差中，不自觉地步入了施害者的行列。特别是到了最后，牛翠柏竟然为了30万元的电视赞助费再一次出卖姐姐的幸福，从而把这种伤害推向了极致，也使小说在内蕴上直入生命本质的悲剧中——由爱而生恨，由恨而生复仇，由复仇而导致自我残害。然而，支撑这个悲剧过程的文化背景，却是我们特殊的历史话语对青春的扭曲。

人类的精神创伤，实际上是无所不在，关键在于我们作家如何独到地对之做出表达。

为了获得记忆叙事的原创性和亲临性，《耳光响亮》在话语的运作上更是别具匠心。它择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叙事方式：诙谐机智的反讽与细致缜密的写实相揉合，记忆流程的解构与经验场景的临摹相穿插，主流价值的显在消解与人性主体的潜在呼唤相映衬……

一方面作家成功地调用了大量的、伴有主流意识形态明确标记的时代性口号，让它们深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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