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躯的某个位，它是指神。作为一个终日与灵魂打的人，作家存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必须直视人类生存的苦难，必须对人在历史、社会以及自我的抗争过程中所遭受的心灵疼痛独抒己见的表达。炸家的心灵质量直接决定着作品的度与力度。至于作家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来表达，那是作家自个儿的事。譬如大胡托尔斯泰、尔扎克等人喜用冷峻批判的方式，契诃夫、克·吐温之类则用不动声的讽刺手法，艾特玛托夫对梦态抒情却情有独钟，卡夫卡则异常迷恋变形夸张的手段……这都没有影响他们成为世界文学大师，关键在于他们的写作都是直陈人类内心的疼痛，都对人在历史生活中的神状态了准确的反映和判断。

明白了这看似简单的理，非常有助于我们对《耳光响亮》的理解。这小说将作家个人的生存记忆投置在历史更替的大时空之中，以作家独有的灵悟着存在的艰辛、咀嚼着生活的苦涩，并不断地发掘生命内在的繁复本质，揭示在现实生活盘压下。心灵成长的沧桑和无奈。这里，作家在重构历史与心灵之间微妙关系的同时，把人的生存理想、成长过程与社会背景巧妙地探合在一起，以极富个的青话语刻地展示60年代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青年心灵成长的苦难史。

小说把叙事时间择定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对于政治，它是由彻底拨走向全面反正的关键时期；对于社会，它是由集创伤走向完全苏醒的理疗时期；对于人民，它是由苦难记忆走向迎纳希望的调整时期；而对于那些成长中的青少年，它却是艰难地告别与迷们地寻找地“人生转型期”——正是在这极为独特的社会背景中，以氏三弟为代表的人场了。他们想告别“文革”记忆，却又时时不自觉地用“文革”时期的生存方式制造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他们四寻找着理想的奋斗目标，却又被不断变化的生存现实所扭曲和错位。这个特定的时域，既是作家本人生存履历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又为作家潜人内、打探生命内在的创伤提供了相当准确的历史通。

站在这个独特的历史之境中，东西心选择了翠柏这个人内视角，让他以见证人的份开始对成长的苦难行历史的复述。由于他是小说事件的“在场”主，所以每一次生活动都构成了他的心理创伤；由于他位于小说主角的边缘，因此他又有了旁观者的清醒和准确。这个不谙世事而又必须时刻直面世事的叙述者为小说的记忆叙事打开了一个独特的话语空间，使我们真切地受到那生存的痛苦与诗意的理想奇妙地缠绕在一起，不幸的遭遇与神的贫乏却把生活激活得鲜无比。小说的主事件是正国的突然失踪所导致的整个家的解。面对父亲的消失和母亲的离走，红梅、青松、翠柏这三弟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但是，由于“文革”记忆的注塑，传统文化教育的疏离，以及青期少年本的非理躁动，他们不可能理解人生的义、责任和义务；生存价值观的缺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步一伤害与被伤害之中。

这伤害首先就集中在对母亲何碧雪和红梅的人褫夺上。何碧雪在失去丈夫和家重荷的双重盘压下选择与金大印结合，原本是为了挽救濒于溃散的家，肩负起孩们成长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家三弟却用超越人的辱骂和一系列乖张的行为将之击得粉碎。与质上的困顿相比，何碧雪更痛楚的是来自心灵上的凌辱，因为这凌辱不是源于政治、德、理等外在形态，而是基于血亲情的不理解，是她的亲生骨的一次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