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易术中的心理治疗

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周易》一系的儒家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早在《周易》与《黄帝内经》成书之前，医术与卜巫就是原始宗教用来除病消灾，避凶祈福的重要手段，原始巫术中就包含着医术。医与巫在上古之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共存并称的，称为“巫医”，大约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分开。所以，成书在西周前期的《周易》，主要是占巫活动的记载，成书与汉代的《黄帝内经》则是巫医分开后，医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但是从战国时期的《易传》之后，《易》由占巫转变成了哲学，其中“阴阳”、“太极”、“道”、“神”、“术”等范畴及思维方法，对《黄帝内经》成书产生了很大作用。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所说，《易传》为孔子所作，但是到宋代的儒生，如欧阳修，就怀疑非孔子所作。不论是否为孔子“韦编三绝”，历代儒家一直将《易》奉为经典。

《周易》的原理、思想以及范畴（如太极、阴阳、乾坤、理、气、道、象、术），在汉代及其后，不仅对儒家，而且对道家，甚至佛家，不仅对哲学思想，而且对科学技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周易》与中医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以至于古代医家有“医易同源”“医易会同”一说。远古至今，医易融会贯通，盛名天下的名医大家，数不胜数，如：隋唐的杨上善，唐朝孙思邈、王冰，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明清时期的张介宾等等都是儒医大家。正是这些熟读四书五经，又精通《黄帝内经》的儒医大家们，融会贯通了儒学与医学，充实了中医的理论，发展了中医药学。例如《礼记？礼运》中把人们的情感变化分为七个类型，“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勿学而能”。但是这种情绪的表述，在中医上就发展得更准确了，儒医把它改为“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更贴近我们的生理心理现象了。为什么这样改呢？《礼记》中的七情，有些是正常的生理活动，并不足以导致疾病，而医学中的这七情，如果在突发、剧烈或者持久存在的情况下，就可以导致情志异常，导致肌体气机紊乱，气血阴阳失调，进而引起肌体的病变，所以就叫做“七情内伤”。

儒医不但发现了七情可以内伤到脏腑，而且在医疗实践中，创造了治疗七情内伤的“以情治情”的心理疗法。也就是利用儒、医、易的理论进行的心理暗示疗法。

这里我举一个金元名医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七《不寐》中以情治情的医案，来看早期心理学在儒医中的应用。

这是张从正（又名戴人），治疗一个富裕人家的妇女失眠症的故事。这个妇人不能睡觉已经两年了，吃什么药都不见效，也就没有医生可以治疗她的失眠了。后来，她的丈夫求到了张从正。张从正给她诊脉后说，两手都是缓脉，缓脉是表示脾这个脏器受邪，脾主思，她是因为思虑过度困住脾气所致的失眠。于是，他就和其丈夫商量：要想办法让她发怒。什么办法呢？他丈夫当着妻子的面给了张从正很多的诊费，然后，留张从正在家里酒肉招待了好几天，再然后，张从正没开一张处方就拿钱走人了！这可把妇人气坏了，大怒起来，以至于脾气发的汗都出来了。当夜，妇人就困得倒床而眠，这一觉连睡了八九天都不醒。然后，胃口开了，能吃饭了，脉也就正常了。张从正总结说：这是因为胆气虚了，胆为木，脾为土，胆虚木不能克土，我激怒她，就激动了她的胆气，胆气重新克伐脾土，脾从思困中得以解脱，这就是“怒胜思”啊！

在清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中也有一个以情治情的医案。

这是一个令人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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