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效能并不是解决积怨已久的组织的灵丹妙药。不久，首都便酝酿着另一次严重的叛。柏林褐衫党徒的困苦境况基本依然如故。组织内的不平等令他们的领导人瓦尔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组织系统应以“知识”而不是“人事”为基础。他公开抱怨说，希特勒“每隔几个月便改变主意，发布新命令”在这情况下，他们无法行动。斯登尼斯的手下对此迷惑不解，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们同意他的看法，另

领导之间的不和使下边的士兵也产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党徒造反，理由是，他们挨饿，工作负担过重，在与警察和赤分的殴斗中，常常受伤或被逮捕。他们不愿只为党的集会站岗放哨，在他们的7条要求中，包括增加经费的合理要求，被戈培尔否决后，这一支队气得发疯，袭击了由冲锋队把守的地方党。希特勒亲自面预后，叛才告平息。在武装的冲锋队员陪同下，他视察了党卫军的各个开会据，号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亲那样，又是恳求，又是许诺，又是斥责。他很少谈到褐衫党徒的7项要求，只把它当作个人问题理，号召人们忠诚于他。然后他便宣布，他自己是党卫军的总指挥。这一宣布博得了党卫军的声喝彩，同时也象征着这次短暂的叛业已结束，希特勒可以回到竞选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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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尔和党卫军的办公室设在二楼。元首的办公室很宽敞，红棕，相当漂亮。窗通至天板，俯瞰科尼希广场。办公室内有一墨索里尼的半大塑像，墙上挂着许多画，其中之一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是元首所在的兵团首次攻弗兰德时的情景。“希特勒不常在办公室”弗兰克回忆说。他的工作方法是毫无系统的。他可能“像一阵风似的来”但还没有坐下，“又像一阵风似的去了”若被堵在办公室里，他会仓促地把事办完，然后便会“来上一小时的长篇大论”他喜在楼下的小餐室的角落里消磨他的时间。那里有张“元首”台，上边挂着一幅狄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这也乏味了。在“褐大厦”里坐办公室的生活对他是不适合的。他的望是动，是为自己和为党取得人民的支持，或与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支持他的人们行级谈话。1931年希特勒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艰的。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所致。党的发展，使党的官僚机构的每个门也膨胀起来。其结果是，各门互相，互相妒嫉。

他答应领导党卫军，但这却是一张空支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承担这一职务。时至1931年初，党卫军仍缺乏有效的领导。1月4日，党宣布，罗姆上尉（新近才从玻利维亚召回，在那里，他曾协助共和国与拉圭作战）将任党卫军的参谋长。由于希特勒同意让罗姆在拥有6万名士兵的党卫军组织内自由行事，他才答应返回德国。在同意暂时将冲锋队只作为受纪律约束的游行队后，这位能的组织家和练的领袖便着手自己的形象去重建党卫军。

最痛的是党卫军，因为许多党卫军的成员对希特勒要守法之说不以为然。他们常将暴力传统引为自豪，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慕尼黑的文官俯首贴耳。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许多人心里想的是社会主义，与他们的共产党对手一样，有革命情——这正是使元首难堪的。从一开始，他便与冲锋队的领导人意见不和；前者要把冲锋队变成党的一支武装力量，而他却持己见，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群众集会，以及宣传政治忠诚。首先闹别扭的是罗姆上尉。他因为与希特勒意见不和，自愿放到南去了；后来是普腓弗·萨洛门——他也提要加冲锋队的要求，因得不到满足，不久也洗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