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生活方式，而那些聪明人却往往不屑于使用椅、衣服或餐巾。于是人们每天在规定时间匆匆忙忙走过一条叫百老汇的街，这一样的裂，寻求这，寻求那，确立这，确立那，这正是数学家、逻辑学家、理学家、天文学家等等的方法。证据是事实，而除了那些确立事实的人所赋予事实的东西之外，事实没有任何意义。

吞下，小心翼翼地把纸巾扔在地板上，打了几个饱嗝，不知原因和去，我来到外面街上二十四克拉钻石般的照人光彩中，同一帮去看戏的人在一起。这一次，我跟随一个拿着手风琴的盲人，走过了几条街。我不时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听一曲咏叹调。听歌剧的时候，音乐没有意义；在这条街上，它却有着真正的疯狂，烈地震撼人心。陪伴盲人的那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只锡杯；他像这只锡杯，像这威尔第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译者的音乐，像大都会歌剧院一般，也是生活的一分。每个人、每件事都是生活的一分，但当他们被加到一块儿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不是生活了。我自问，什么时候是生活？为什么现在不是？盲人继续往前走，我坐在台阶上不动弹。是腐烂的，咖啡是劣质的，黄油臭了。我看到的一切都是腐烂、劣质、发臭的。这条街就像一臭味；下一条街，再下一条街，再下下一条街，全都一样。在拐角，盲人又停下来，演奏了“回山区老家”。我在袋里发现一块香糖——我嚼起来。我为嚼而嚼。绝对没有什么比些什么事更好的了，除非是作决定，而这是不可能的。台阶上很舒服，没有人来烦我。我是世界的一分，生活的一分，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有所属，我无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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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八章（1）

我神地在台阶上坐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得了一个结论，每当我有一会儿时间来独自思考时，总是得同样的结论。我不是必须上回家，开始写作，就是必须走，开始一全新的生活。着手写一本书的想法吓坏了我：有这么多东西要讲，我都无从手。走，一切从再来的想法也同样吓人：这意味着像一个黑鬼一样工作，从而能勉维持生活。对一个像我这样脾气的人来说，世界就是这副样，绝对没有希望，没有路。即使我能写我想要写的书，也没有人会接受它——我太了解我的国人了。即使我能重新开始也没有用，因为我本不想工作，不想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我坐在那里凝视路对面的房。像街上所有其他房一样，它不显得丑陋而无意义，而且由于这样专心致志的凝视，它突然变得荒诞不经。用那特别方式来建立一个藏之地的想法，我到是绝对疯了。我到这城市本就是一最大的疯狂，它周围的一切：沟、架铁路、投币机、报纸、电话、警察、球形门把、低档旅馆、电影、手纸、一切。这一切没有也行，地球照转不误。我看着从我边而过的人们，想了解是否碰巧他们当中会有一个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假如我拦住其中一位，就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我突然对他说：“你为什么继续像你现在这样生活？”他也许会叫警察。我自问——任何人都像我这样同自己说话吗？我自问是否自己了什么病？我惟一能得的结论是：我与众不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你怎么来看。亨利，我自言自语，慢慢从台阶上起来，伸个懒腰，掸一掸，吐掉了香糖，亨利，我自言自语，你还年轻，你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