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哪一位大爷都得罪不起――让群众在疾病面前坐以待毙，政治家们的选票就没了着落；让医药公司赔本，就没有人研制新药好药；政府财政失控，那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总而言之，“以选票为本”、“以资本为本”和“以人为本”相互较量，打造出美国社会中生病的政治经济学。

当然了，至于哪种医疗保险制度更好，如何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又有哪些东西值得中国借鉴，按照一种政治上稳妥的说法，应当视国情而定。至于国情是什么，我没有能力鸟瞰，不过我琢磨，无论国情是什么，它都不能是动物世界吧――动物们在荒郊野岭里默默无助地死去，进化了这么几百万年，我们的父老乡亲应当比那更有尊严一点点。

当然了，把一切都推给政府或者市场，觉悟就太低了。正如非典事件在中国揭示的：病毒兴亡，匹夫有责。美国饶舌的公民社会在生病治病这事上自然也有话要说。一天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窗外敲锣打鼓的声音吵醒。醒来后往窗外张望，看见人山人海在游行。仔细一看，原来是美国一年一度的“爱滋行走”筹款活动。这项活动各大城市都有参与，仅纽约市去年的“爱滋行走”，就有4万多人参加，为艾滋病人筹款近5百万美元。

看着那些唧唧喳喳的中学生们摇晃着大旗小旗，为那些社会边缘人的边缘病而在阳光下行走，体会着其中的宽容、同情，还有阳光与人道汇集起来的美，我当即就做了一个梦，我的梦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脚下的街道是在中国。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07年6月26号，当今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竞选筹款会中抨击美国的税收制度，他说，他去年的个人收入是4千6百万美元，但是他的联邦税率是17。7％，而他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的联邦税率竟然高达30％。可见，美国的税率“劫贫济富”，是不公平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巴菲特先生竟然嫌政府收自己的税收得太少了，可见其个人觉悟之高。但是就在巴菲特超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时，中产阶级哈佛经济系教授曼昆却似乎不怎么领情。在7月15号的纽约时报上，曼昆教授指出，巴菲特所传达的信息是有误导性的。事实上，美国的联邦税率的确是累进制的，最穷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1万5千4百美元）收入税率为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10％，14％，17％，最富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20万7千2百美元）联邦税率为25。1％，最富的1％人口（平均年收入126万美元）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17％，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15％。而且，在巴菲特交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经交了公司所得税。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是被征了两轮税。

显然，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富人该交多少税？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制：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问题是，多少算“少”、多少算“多”呢？如果说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的的是要不要革命，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

本章尚未读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