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现在至少有1百万滋病人，但迄今为止，滋病还很少象非典那样大摇大摆地走上新闻条，滋病人也不像非典病人那样，可以长驱直医院，接受效的免费治疗，也难怪滋病对非典到妒火中烧。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病，诸如胃病，关节炎等等，虽然是病中老将，多年来戎倥偬，为争取病毒的生存空间而浴血奋战，却也只能对非典的崛起而自叹不如。然而最不服气的，恐怕还是“艾滋病”。艾滋病比非典更早，手更狠，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能不说是病途失意。

其实非典的成功之，无非是“光”二字。它下车伊始，就直捣政治经济重镇北京、广东等地，确立了威胁社会“势群”和国际资本的路线，不像滋病那样无大志，和经济的或者德的弱势群勾勾搭搭。因为疾病是“明星式”的，所以治病是“运动式”的。各级领导，各界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中调动人力、力、财力，将病扼杀在摇篮之中。

也就是说，一个四角关系支撑了国最通常的医疗保障系：单位，保险公司，医院（及私人诊所），个人。可以看，这是个“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制，私人保险公司是这个制度的灵魂。那么政府就在一边闲着，悠哉游哉地看保险公司被各类疾病死缠烂打？当然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对于老人或者残疾人这些医院的发烧友，保险公司避之不及，就把他们推给了政府。所以国政府就

一般情形下，如果一个国人有工作，他的工作单位会从私人的保险公司为他买保险，生病时，他拿着保险卡去看医生，看完了病，医生会把帐单寄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把钱寄给医生。其间虽然病人也要付一些手续费或分担一些费用，但总的来说，病人不至于被医疗帐单压死。

然而，等到“明星”病的闹平息、铅华散尽，在这个8亿农民缺乏医疗保障系、而城镇居民的医疗权益也岌岌可危的国家，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的人，在一般的地方，生了一般的病，该怎么办？

可能执行。目前，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证了每4个煤矿就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巡视员下来，如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律，我们能想象这一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系去消化问题、改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门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多几个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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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挽救无辜的生命。

有病的政治与治病的政治我以前单知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明星风范来。

运动的脂粉拭去之后，还是要回归制度。这个制度可能是个什么样？也许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一个国人生了病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