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天真”地这样地认为的人，恐怕会有类似的困惑：别人好心好意去解放你，你咋就不从呢？

问题是，好的东西，就可以加于人么？伊拉克问题的复杂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难题，而且是一个德难题。如果一个病人拒绝吃药，你可以于义劝他，甚至行药，但是药的过程中把这人打得遍鳞伤，打来的病比本来得的病还重，这还合乎义吗？

2004年，克劳桑莫提一个概念：民主现实主义。其心主张就是国应该公开实行“单边政治”，主动击传播民主制度，而不是扭扭寻找什么“国际共识”。与其浪费时间去寻找并不存在的共识，他说，不如大刀阔斧地单“扁兔崽”（antisonofbitchpolicy）。

然而，就是右翼政治学家福山，都批评这个“民主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奇怪地脱离现实”。

归结底，不同的睛看到的“现实”不同。克劳桑莫看到的是那些“氓国家”的氓行径，而福山看到的――以及我们现在每天翻报纸看到的――是伊拉克一天又死了多少多少人。

06年12月6号，国众议院任命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提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案”。其心主张无非是两条：第一，军不能无限期地留在伊拉克，国政府应该给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加解决宗教族冲突，否则军就应该在2008年开始撤军；第二，建立中东地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尤其应当把伊朗和叙利亚拉谈判桌，行地区对话。

派系团结加地区对话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主张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假定对方――伊拉克也好，伊朗叙利亚也好――是一个理的、统一的、既有对话意愿又有相应行动能力的实。

不幸的是，不理、不统一、缺乏对话意愿更缺乏行动能力，恰恰是中东方面的“现实”。伊拉克已经被宗教派系斗争折腾得遍鳞伤，至于伊朗，看国丑本来就不亦乐乎，人家有什么兴趣跟你真心实意地对话？

国政治学家杰克？施奈德近年来写了两本书：《从投票到暴力》和《选上去打》。这两本书针对的，恰恰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在许多国家，民主化程与族宗教冲突激化并驾齐驱。苏联民主化以后，车臣地区烽火连绵。南斯拉夫民主化以后，各族打得让人缭。布隆迪1993年刚实现第一次和平选举，第二年就发生了图西族和胡图族的族仇杀。施奈德承认，正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指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但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国家”却是滋生暴力冲突的温床。在他看来，90年代之后激增的族民族冲突恰恰是民主化本的结果：为了赢得选票，无数政客不惜煽动本来不存在或者较微弱的族仇恨。换句话说，民主化“制造”了派系冲突。

说族民族冲突完全是“民主化程”制造的，当然不公平，事实上，专制者同样会“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