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不是网民，而是seiu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斤”。

一个“问题”在众多“问题”中脱颖而，上升为一个“议题”，背后往往有一个政治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常常依靠政治家的“慧”这样一些随机的东西，但在国，政治家如果没有这个“慧”，各社会力量就你打开这只“慧”。

从问题到议题一个社会总有各各样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会成为政治家面前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农业税赋问题、城市民收容遣送问题就有幸成为了政治议题，从而得到解决，但是考分数歧视制度、电信垄断、公款吃喝等等情况，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问题，但是却似乎没有成为迫在眉睫的政治议题，因此近期也无望得到解决。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学生劳工组织的对外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反应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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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球变”问题成为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一个例。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工相比，一个国“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蒜”。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现这样的工场景难有什么可奇怪的？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大绑的人河，被绑的人摔得鼻青脸，难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

奥尔森有一本名着叫《集行动的逻辑》，其中心思想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三个和尚没喝”：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seiu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10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pk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当一件事情受益者人数越多，由于“搭便车”心理，人们主动去这件事情的动力就越弱。照这个逻辑，“全球变”这样的问题，是最不可能变成政治议题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既然“蒜”都可以动员如此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呢？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来说，最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党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冷漠的公安人员，也并不需要因此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个“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