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调查都表明，earmark的现象近年来在国议会中剧增。据一个叫“公民抵制政府浪费”组织的数据，1995年国会里只有1439起earmark，到2005年，已经窜到了13997起。

earmark算不算“腐败”，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主的一个心问题：被选举来的官员到底代表谁？是仅仅代表那些选举了他的人，还是整个公共利益？如果是公共利益，那么民主的要害不仅仅在其“代表”，而在于对于公共利益是什么的“理判断”，但是如果加这主观的分析和思考，这主观的限度又何在？代议民主制中的“代议”二字又如何保证？局利益既是公共利益的组成分，也可能成为它的障碍。当年国的开国之父们一再担忧的“派系问题”，就是如何把局利益控制在整利益之下。

“耳朵上的记号”也好，“猪桶”也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了专业，这就是国普遍的“游说集团”现象。华盛顿周围，逡巡着一大批专业的游说集团，类似充斥北京的各地、各企业的“办事”。游说集团代表着某行业、某集团或者某地区的利益，努力从参众两院中“挤钱”。本来，这也的确是帮助议员们“倾听民情”、“接近基层”的机会，是民主制度里宝贵的传统之一，但是，如前所说，局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把握不好，就因小失大。专业化了的游说集团，甚至可以凭其与国会的关系建立“猪”市场，“拍卖”其政治资源，所以在局利益、游说集团、议员的三角关系之间，现前述的两个腐败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earmark现象近10年的猛增，也和游说集团的商业化趋势相关。有人脆说，earmark成了游说集团的“自动提款机”。

earmark虽然是国政治中近些年才猖獗起来的现象，但是没有earmark的形式却有earmark的实质的“特殊利益”却始终存在。英语中“猪桶”这个词（porkbarrel），也是指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瓜分公共资源这个“猪桶”，以争取选票或者政治捐款。比如，很多人认为“农业补贴”，就是一块“猪”。波士顿地区了一百四十多亿的一个通改善项目（俗称“大坑”），也常常被认为是“猪”的典型。

由于各方压力，2006年国会中的earmark大幅下降。2007年1月5日，众议院通过改革议案，规定所有所有的earmark都必须公开标明倡议议员姓名、用途、成本，议员也必须证实自己与此earmark没有利益相关，宗旨就是提earmark的透明。

“特殊专款”成一张地图，这里是他为当地一个宇航中心争取的两百万，那里是他为了一个地方学校争取到的三百万，显得他“为民请命”不辞辛苦。

两起重大腐败案，加上“哪也不到的桥”这样的笑话，国earmark改革的呼声也日趋烈。

但是另一方面，earmark又是成为议员笼络人心、争取选票的手段。议员可以对真正的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只追逐自己的地区利益或者集团利益，从而使有限的公共资金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方。说白了，用公共资金为自己“搞政绩”，从而拉选民争捐款。比如，最着名的一个案例，阿拉斯加州两个议员极力推动一个两亿两千多万元的“特殊专款”，要给一个只有50个人的孤岛造一座桥，这事后来成了笑谈，称其为“哪儿也不到的桥”。

当然了，有些乐于为自己的选民“请命”议员还是不服气。对于他们来说，我为我的选民争取利益，何罪之有？一个伊利诺州的女议员就说，她“还将为自己的选区而斗争”。看来，一个政治家太死心了也不行，因为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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