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教书匠又是个翻

村上树和片山恭一（1）

当然，对于恶的发掘或者说恶之化的现并不始于《天黑以后》。例如《寻羊冒险记》（1982）中的“先生”、《世界尽与冷酷仙境》（1985）中的“夜鬼”、《奇鸟行状录》（1994、1995）中的渡边升和剥鲍里斯，以及《海边的卡夫卡》（2002）中的“父亲”或“琼尼·沃克”。但这些作品中的恶有一个大相同的特，即比较模糊和费解，无论人形象还是行为方式抑或时间地，都往往笼罩在历史的层层迷雾和亦真亦幻的斑驳光影之中，缺乏细的现实和实时，超乎常识常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直到两三年前的《海边的卡夫卡》仍大如此。但《天黑以后》就不同了。可以说，村上笔下的恶第一次聚敛为“、形和发型都极为普通、在大街上走碰也几乎留不下印象”的“普通家伙”，其作恶方式和作恶对象及其后果都是现实而的，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尤其令人思的是，白川施暴之后上若无其事地回公司加夜班，作为以“号手”自诩的电脑技师继续听着音乐检修故障的电脑。当他回家前在办公室里一件件取被打女孩的衣服时，脸上居然浮现困惑不解的神，仿佛说“这样的件为什么会在这里？”一言以蔽之，白川没有一丝一毫的作恶犯罪意识，更谈不上反省——这说有多么刻就有多么刻。总之，村上不仅仅是分中国读者从中读取小资情调的“”的作家，而且也是敢于把笔锋指向“恶”的“”的严肃作家，是敢于直面历史和现实的有良知有勇气有责任和问题意识的刻的作家。刻也是一，一如刀刃一样闪着寒光的凌厉的。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认为，如果说《海边的卡夫卡》仍是在壳中孵化的恶，而在《天黑以后》终于破壳而。

村上树“”在中国（5）

当然，他的刻在叩问人的现代与主、思索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终极走向等其他方面也有充分而独到的表现，这里就不再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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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掘“恶”的同时，《天黑以后》中也塑造了作为“善”之化的日本人。例如那个中国女孩所去的情旅馆的女经理就对白川暴行大为愤慨，发誓决不饶过这个“暴打无辜女孩的家伙”。在大学学中文并即将赴北京留学的女主人公玛丽说她看那个中国女孩第一“就想和她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在了我上，好像成了我的一分”。或许如一位日本评论家所说：“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等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题）”。《天黑以后》在四五月间印行时，正是中日关系陷最低谷、不少中国青年情绪激愤的时候，而书又卖得十分好，我想与这本小说中的善恶元素及其刻内涵恐怕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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嫖客白川暴打后赤地蜷缩在墙角吞声哭泣的中国女孩。继而通过监控摄像机将目光久久锁定在白川上：白川，三十五六岁，西装革履，架一副金边小镜，文质彬彬，“长相给人以知印象”，本看不是嫖之人，更看不他会因女孩来了月经致使他无法而大打手并为防止其报案而将所有衣服剥光带走。于是，在这新作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大多时候独自在酒吧或间里面对窗外霏霏细雨沉浸在西方音乐声中品味孤独的村上君，不再是呆呆凝视瓶底剩的几厘米的威士忌或者躺在床上看《纯粹理想批判》的村上君，不再是一味在心灵后园里鼓鼓捣捣耕细作的村上君，而是一个敢于直面“恶”发掘“恶”的村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