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事务所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的幽静地段，在一座名叫denmarkhouse的普普通通枣红色六层写字楼的顶层。一位女助手在门口等我。事务所大约是三室套间，似乎没有专门的会客室，进门后同样要脱鞋。我进入的房间像是一间办公室或书房。不大，铺着浅色地毯，一张放着计算机的较窄的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两三个书架，中间是一张圆形黄木餐桌，桌上工整地摆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大约刚寄到的样书，两把椅子，没有沙发茶几，陈设极为普通，和我租住的公寓差不多。村上很快从另一房间进来。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当粗硕。头上是小男孩发型，再加上偏矮的中等个头，的确一副“永远的男孩”形象（村上认为“男孩”与年龄无关，具备三个条件即可：（1）穿运动鞋；（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而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辩解。并认为自己基本符合，尤其（1）（2）两条）。就连当然已不很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

他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后，和我隔着圆桌坐下，把女助手（他说是assistant，没说是秘书）介绍给我。因是两个女孩，我自然好奇多看了两眼，两人既没像《且听风吟》里的少女缺一个小手指，又不大像《寻羊冒险记》中耳朵漂亮得“摧枯拉朽”的耳模特，既不像多愁善感清纯娴静的直子，又不像如小鹿般蹦蹦跳跳的绿子，开句不太礼貌的玩笑吧，颇让我想起《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的208和209。村上问我路上如何，我笑道东京的交通情况可就不如您作品那么风趣了，气氛随之放松下来。交谈当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都有些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我称赞他身体很健康时他才明显露出笑容），很难想像他会开怀大笑。给人的感觉，较之谦虚和随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我想，他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心不化妆”的人——他说过最让人不舒服的交往对象就是“心化妆”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他说十年来我翻译了他二十本书辛苦了，我对自己这个远方不速之客“入侵”他的小天地表示歉意。我把自己签名的《挪威的森林》和《萤》的中译本送给他。他道声谢谢，拿在手上翻着说印制质量不错，比以前好多了。接着他在新作《海边的卡夫卡》上下卷写下自己的名字，并盖了两个章，一个章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一个是一对红蜻蜓。看了，我心想难怪他这个年过五十的人还能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把一个十五岁男孩写得那么好，即使从这类细小地方也可看出他不失童心和童趣。也难怪他对我刚才送给他的我国古代童戏瓷片画连道喜欢。其实村上本人没有孩子，而他这次特意“作为另一个自己或自己的一部分”写了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猜想未尝不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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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灵魂的自由：我所见到的村上春树（2）

我下决心提出照相（我知道他一般不让人拍照），他意外痛快地答应了。自己搬椅子坐在我旁边，由女助手用普通相机和数码相机连拍数张。我给他单独照时，他也没有推辞，左手放在右臂上，对着镜头浮现出其他照片几乎见不到的笑意。我问了他几个翻译《海边的卡夫卡》当中没有查到的外来语。问了以日语外来语形式出现的“rapsinger”、斯坦·盖茨的“getz/gilberto”和“王子”的“sexymo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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