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之余，我陡然发觉有什么不对。此次大会用语为中文和英文，地在中国北京，主办方乃北大诸公——我讲中文岂非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何懊恼之有，何尴尬之有，何怅然之有！若地改在华盛顿，国人会因为与会者大分叽里呱啦讲中文自己不会讲而有如此遭遇吗？此次大会的主题是从全球化角度讨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而全球化绝不意味英语化，和谐绝不意味和西方近乎，共同也不意味事事非同洋人接轨不可。很显然，是自己觉错位了！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我这人基本不看电视。看书，看报，看杂志，惟独看不上电视。因此，电视机在家里显得相当尴尬——作为装饰品，未免黑乎乎傻乎乎的；作为实用品，又没发挥什么实用功能；而若索理掉，作为生活在青岛这座“奥帆之都”的知识分家，又有搞笑之嫌。于是电视机整天受气似的蜷缩在客厅角落里，一副大气不敢的样。好在我本人不是电视机。

当然，假如忽一下缩回二十岁，且天生伶牙俐齿过目成诵，我也乐意把该死的英语捣鼓得瓜烂熟行云一般——此事另当别论。

娱乐至死

吞倒也不失为一计，却又觉得有欠品位。四顾茫然，退失据，恰如单枪匹冲敌阵，但闻杀声震天，苦苦突围不得。最后好歹觅得一位相识的日本教授，用日语攀谈起来——所幸自己还会几句蹩脚的日语。

不看电视，原因有三。一是真没时间。社会上不少人以为大学老师又不坐班又不天天有课又有寒暑假，银两或许不多时间焉能没有，其实不然。不才如我，不熬到十二断不敢离开写字台，除了大年三十几乎天天挑灯苦熬。尽如此，去年还没完成科研指标——教授一年至少须在“心刊”即发行量极为珍稀的刊发表两篇学术论文，我虽挖空心思洋洋洒洒涂抹了两篇，但一走神都没投给“心刊”。有一篇发表于大型读上频频击，但那也不算数的，落得自讨无趣枉费心机。指标没完成，哪有闲心捧着电视机陪赵本山老兄咧嘴傻笑！第二个原因，是我不大愿意看张曼玉李曼玉们老

翌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赖有同声传译，会上自是不成问题。但晚间正式宴会，尴尬又来了。我旁边不幸坐一位缅甸人，仰光大学的教授，自小生活在英语环境，英语一泻千里。见我英语实在不灵，便笨拙地“你好”等几个中文词。后来经那位日本教授翻译，得知他老婆是祖籍福建的中国人。看得，此人对我——或者说中国人——相当友好，又是拉我照相，又是送小礼。会后几次碰见都满面笑容地“哈啰”。我发言之后他愈发情，一副急切切想说什么的样。作为我又何尝不想和他一吐为快！然而我不会英语，他不会中文，面面相觑，坐失良机，不免心中怅然。暗自思忖倘若研究生三年玩命练语，此时断不至于因这英语遭遇尴尬。

可是事情好像又没这么简单。说到底，我的这觉错位无非是多年来有意无意对英语霸权地位的默许以至主动屈从的结果，而且似乎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觉。换言之，讲什么语言并不单单是话语问题。第一，影响人的心理。试想，一娘胎里带来的英语纵横天下的国佬英国佬在心理上占有多大的优势！相反，不在什么场合都被迫挤眉结结讲英语的人心理上能扬眉吐气吗？第二，压迫自家文化。如果我们不得不投大量时间修炼英语，我们还有多少闲情雅致欣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呢？第三，动摇自我认同的。不难设想，若有一天真的英语全球化了，汉字没了汉语没了，孔屈原李白杜甫二十四史统统随之没有了，那么我们还知自己是谁吗？还认得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