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我像往日一样走书房，但没能像往日一样上工作。我对着桌面沉思良久，心情很不平静。后就是气片，书房像往日一样煦如。

是的，煤矿作业未必需要我这个教授，但我这个教授一定需要煤矿。没有煤矿和矿工们的劳动，冬天就没有煦如的。可是我为矿工们了什么呢？任教二十多年来没教过一个矿工女，大量读者来信中没有一封来自矿山……文章固然写，但没有哪一篇写到矿工，而和许多教授一样，写的是论文——为了提职称保岗位拿津贴写的据说包括自己在内平均只有4？郾5个人看的所谓学术论文。

日前搭租车回家，路上司机跟我聊了起来。由天气聊到气，由气聊到采用煤，而提起频发的煤矿事故。这位大约年过五十的司机显然有些激动：“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那不是别的，可是人命啊！烧气的煤有的可是人命换来的啊！煤矿工人太惨了！事情太不公正了！”车校园，他转过脸很认真地说：“看来你是教授，是知识分，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

）的讲话，看完敦煌飞天舞（同季老的东方学有关），我和北大一位我所敬慕的学者及其他几位同行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这位北大教授极健谈，而谈得最为绘声绘的是北大如何“架大”——###司局长来校，北大只由副长接待（“长太忙”），副长来校难得见到副校长（“副校长上课去了”），校长找领导时让秘书打电话（“校长正和李政谈”）……总之就是说北大基本不把“官儿”看得神乎其神，能在权力面前保持学者、学府的尊严。我听了，不由想起前不久目睹的向局长（或副局长）敬礼的稽场面，心想北大到底不同，北大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大。

于是我不能不质询自己：我是教授吗？我是知识分吗？我

多少年过去了。我成了教授，有了福利住房等城里人待遇。至于野外的矿工们一个月挣没挣到一万元，有没有类似待遇，我不太清楚，也从没把书房的气同矿工们的血汗以至生命联系在一起。

记得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恩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而教育，最后当然聚焦于大学教育。可以说，大学之大，不取决于其校区面积之大，不取决于其师生数量之大，不取决于其设施规模之大，不取决于投资款额之大，而在于是否大气——是否有藐视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孤之气，是否有引领国民人格和民族神走向崇的浩然之气，是否有敢于追求真理和擎理想火炬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大学之大，惟在气大而已。试想，一个在校期间看了向局长致敬表演的学生，毕业后能够向真理致敬、向学问致敬、向人民致敬吗？幸好校方来个“清野”，没让学生瞧见。这至少说明校长们毕竟不好意思，晓得这玩意儿不是大学应有的光彩表演——“知耻近乎勇”，大学还有救。

bsp;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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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过煤矿，下去参观。井下，矿工们不声，不说话，不笑，脸是黑的，四周是黑的，惟独白珠和偶尔闪的牙齿格外白，上矿灯如萤火虫。参观之间，有的地方须爬而过，稍不小心就会把煤渣石渣哗啦啦碰落下来，甚至落脖领里……给我最烈的觉就是和死贴得太近了，简直听得见死的息。井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矿工一个月挣一万我也没意见”！第二句话是“我再也不想下去了”！都是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