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中药又煮焦了。我发现，头晕时做啥都容易出错。打住吧。休息。

随笔

在我以往的写作中，我很少把睡眠中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不敢面对梦中的自由和真实

。因此，梦境中的李兰妮认为白天清醒时的李兰妮不配写作。

以往我写外婆家的故事，专挑不痛不痒的回忆写，现在看来有些刺眼，我是一个浅薄的文字

记录者，我是一个粉饰现实的懦弱者。我不了解我的外婆。“文革”刚开始，外婆家就成了

我家的话语禁忌。“文革”后，我们一家人潜意识中仍不愿碰那种话题。

我听过外公、外婆家的一些传说，比如：外公和一群教师在庐山跟蒋介石合过影、“文革”

时外公被群众“专政”判过死刑、外婆娘家每一代都会有一个少年死于自杀……我不

敢问：“是真有这事吗？为什么？事实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我不敢问，不忍问。因为我的外公、外婆和妈妈对这类话题极其敏感、恐惧。他们就像古代

脸上刻了“囚”字的罪犯，无论政权怎样交替、朝代如何变更，他们脸上的“囚”字永远

抹不掉，心理上“罪”的印记已成为“器质性病变”。

小时候，我常被妈妈梦中的哭叫声惊醒。我会吓得一骨碌坐起来，在黑暗中哆嗦着听着隔壁

的声音。爸爸会焦急地叫醒妈妈，妈妈一醒来就会说她正在做噩梦。有时爸爸出差不在家，

就是我

和弟弟

负责叫醒妈妈。我们会大声喊：妈妈！妈妈！你又做噩梦

了！妈妈在隔壁会含含糊糊应一声，不再哭喊。夜重新静下来，而我会久久地猜妈妈梦见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

二年级的时候，我梦见妈妈死了，放在一块门板上。醒来后，我心里很不安。我不敢跟家里

人说，偷偷告诉了一个女老师。老师说：不要再想这个梦。

长大之后，我也常做噩梦，在梦中哭喊。但是，我的哭喊从不会冲

出我的梦境。它们不会惊扰别人。它们牢牢地困在我的精神意识里，

谁也不知道我的梦里游动着怎样的恐怖场景。

我跟外婆没有谈过做梦的话题，不知道她是否常做噩梦。

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不了解一个人的梦，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人。

这个道理是埃里希·弗罗姆前天告诉我的。

我庆幸自己没要孩子，否则，这孩子精神一定很脆弱。不管她白天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但

夜晚她的梦境内会弥漫着莫名的不幸。

我在《十二岁的小院》第25章，写了我和妈妈冲突、妈妈打我的片段。当时我强调了

自己对母亲的伤害，母亲对我的伤害。弟弟看过手稿后“告密”，妈妈立刻警告我：不许造

谣。你要是这样写我，我就跳楼。在弟弟的监督下，我把刺眼的字句都抹去了，我把

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埋进心底，尽量把那母女厮打的过程加以粉饰。结果导致我一看到这一

章，就极其厌恶写作的李兰妮。我讨厌这段粉饰过的虚伪的文字。

在我内心记忆中，冲突是激烈的，伤害是深刻的，影响是恒久的。家丑不可

外扬，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已铸造成基础美德。我们

不敢追根究底进行反省。我们不敢触动约定俗成的民间规则。我们的教育一味颂扬百分百的

母爱、父爱。我们无视社会、历史、疾患、意外对天下父母的压力、逼迫、扭曲，

不敢直视父母的精神世界遭受的灾害性病变，

不敢伸出援手去帮助我们亲爱的父母，不敢与父母携手面对世纪、时代在人类精神世

界发起的争战。于是，父母是孤独的，迷惘的，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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