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不比地方官可以刮地，京官的俸禄已经一减再减。如此勒使这位负责全国财政的官也受累不起。第二年，孙瑞珍以病告退。当官原来是一桩赔钱的生意。尽开捐已成为地方官敛集军饷的主要手段，但时间越长，收益越低。光朝中期捐一监生需银一百余两，到1857年仅十七两，捐者仍不踊跃。战区内富绅大商已受太平军的打击，复遭官军的劫抢，本无力应付再三再四的捐，此的罗掘毕竟有穷尽之时。更何况还有两需地方官作考虑：一是开捐终究挂着“自愿”的名义，总不能带兵室抄寻，谏台对勒捐多有微词上闻，虽说咸丰帝基本不，即便也是装装门面，但毕竟不能得太过分；二是捐银的数量极不稳定，有时多一些，有时本没有，但前方军营的开支是一个常数，不能吃了上顿还不知下顿在何方。有没有一迫且稳定的新财源呢？厘金由此而产生。

上门劝捐已属给面的客气，不给面的带兵勒捐也已见多不怪。许多绅商畏惧官府的权势，只得一捐再捐，用白的银去换几张空官衔的黄纸。绅商遍遭勒索之后，又有官员将目光注视到在外面过大官发过大财的回乡在籍官员上。这些过真官的家，本来就看不起捐班，对空名衔毫无兴趣，可无奈于地方官一再劝勒，也不得不分家产。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曾国藩对前两江总督陶澍家的捐，使陶家的女婿左宗棠大为光火，埋下了日后曾、左仇隙的。事情仍未到此为止。军费的需求使在职官员也难于幸免。这方面最生动的事例是，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近北京，清军军费无，尚书孙瑞珍（前两江总督、仁阁大学士孙玉之）被视为富，王公大臣在集议中派孙家捐银三万，孙瑞珍闻此变，自报家产仅七万，“若有虚言，便是王八”。这一场争论几乎到老拳相向。几代儒学一品大员竟以俚的“王八”自誓，可见其恼羞成怒，也在史籍中添一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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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新财源：厘金湘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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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不能换来原来期望的实际效益时，捐纳市场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熊市。然而，庞大的军费开支不能容许捐银数量的下降。于是，原来标榜为“自愿”的捐纳，在实际作层面“自愿”的成份越来越小。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输的变，称为厘捐。首行区域为苏北，创办者为雷以諴。1853年，刑侍郎雷以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主要任务是筹饷。这可是一件极难办费力的差使。可他的一个幕僚钱江，当时颇传奇彩的人，向雷氏了一个主意：派官兵到各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其价值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品过境税，当时又被称作“行厘”）；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销售额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业税，当时又被称作“坐厘”）。厘捐的纳者亦可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功名的照，只不过这里面再也没有自愿的彩了。

1853年10月，雷以諴首先在里下河设立机构，向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米行派厘助饷，最初的标准是，每一石米，捐钱五十文。雷以諴一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念，哪里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钱两万串。次年4月，他向咸丰帝报告（先斩后奏）：此方法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数月以来，商民无事。他还看了此方法的长期稳定，奏折中称：“且细长，源源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于是，雷以諴一面宣称自己将在里下河各州县推行此法，一面提议由江苏巡抚和南河总督在各自防堵的区域里，“照所拟捐厘章程，一律劝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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