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唯一可以把她从寄宿学校接出来的人，他常常乘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哈得逊牌小轿车去找她。在阴天，他有时取下车篷带着她沿海岸兜风。他戴着令人不快的帽子，她用两只手拉着校服上的海员帽不让风吹跑，笑得前仰后合。有人跟她说过，没有必要时，不要跟她的校外监护人在一起，不要吃任何他尝过的东西，也不要靠他呼气太近，因为老年病是会传染的。可她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们，他们完全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是亲戚，这是尽人皆知的。再说，他们的年龄相差甚远，这可以使他们避免任何猜疑。

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日下午四时丧钟敲响的时候，他们刚刚在一起。阿里萨不得不竭力压住内心的惊恐。在他年轻的时候，敲丧钟的仪式是包括在葬礼的价格之中的，只有一贫如洗的人得不到这种礼节。可是，在最近一次战争之后，处于两个世纪衔接阶段的保守党政府加强了它的殖民时期的习俗，讲排场的葬礼是如此昂贵，只有最富有的人才出得起这笔钱。

塔尔科勒·德·鲁纳大主教死的时候，全省的钟不停地整整敲了九天九夜，公众们是如此惊惧，结果他的继承人就从葬礼中将敲丧钟这一条取消，只有在死了显赫人物时才这样做。因而，当阿里萨在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听见教堂敲起丧钟时，他感到象是他那已逝的青年时期的一个幽灵又来到了他的身边。但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这么多年他一直焦急等待的丧钟——从看到费尔米纳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听完大弥撒出来的那个星期天起。

“他妈的！”他在昏暗中咕哝道，“大教堂敲丧钟，该是哪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死了。”

阿美利卡·维库尼亚终于醒来了。

“可能是为圣灵降临节敲钟吧。”她说。

阿里萨对敲钟的事儿不是内行，对教堂里的事务更是门外汉。自从跟一个教了他电报学的德国人一块在唱诗班拉小提琴以来，他再没去听过弥散。关于这个德国人的去向，他一直没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这事他知道，的确，市里死了人，要举行葬礼。一个加勒比难民使团那天上午到过他家，告诉他，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那天清早在他的照相室去世。阿里萨不是他的挚友，但是其他许多加勒比难民的好友，这一些人一直请他去参加他们的公众活动，尤其是葬礼。但他敢断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敲的，因为他是一个非教徒，顽固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何况又是自杀的。

“不！”他说，“这样的丧钟只能是为省长以上的人物敲的。”

阳光从没有关严的百叶窗里射进来，在阿美利卡·维库尼亚嫩白的身躯上映成一道道虎皮的斑纹。她年轻轻的，想不到死亡的事。他们吃过午饭后，在叶式吊扇十面躺着迷迷糊糊地睡午觉。吊扇的嗡嗡声掩盖不住在晒得滚烫的锌板屋顶上行走的兀鹰噼啪作响的脚步声。阿里萨爱她象在他漫长的生命中所有邂逅相遇的女人一样。但对这个姑娘的爱却带有更多的焦虑，因为他相信，她在高等学校毕业时，他已经长眠于地下了。

这间房子象一个船舱，木板条墙壁跟轮船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涂过油漆。但是，下午四点钟时，它比船舱更加闷热烤火，热气透过金属屋顶反照进来，床上的吊扇也无济于事。那不是正式的寝室，而是专为阿里萨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办公室后面盖的一个陆地船舱，唯一的目的就是给年事已高的阿里萨提供一个理想的爱巢。平日，码头工人吵吵嚷嚷，河流港口的吊车吱吱嘎嘎作响，港内轮船的汽笛声震耳欲聋，那儿很难睡觉。然而，对这个女孩来说，在这里过星期天可真是象上天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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