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一个世纪认为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他却办到了：从民时期以来已经变成斗场和公饲养场的喜剧院，被重新修复了，那堪称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国运动的峰，本市各界都卷了过去，无一例外。人们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参与这项公认的宏伟的事业。总之，喜剧院在既无座位又无灯光的情况下举行了落成的典礼，开始演戏。观众不得不自带座位，幕间休息时他们起自己带来的灯笼。剧院的节目公演时，也象欧洲那般隆重，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大伏天，争相炫耀她们的长礼服和大衣。不过，剧院也必须准许仆人，由他们搬椅，提灯笼，携带各他们认为必要的吃。节目一演就没完没了，有的节目一直拖到晨弥撒时方告结束。首先在这个剧院演的，是一个法国歌剧团，这个乐队的新型乐——竖琴——使人大开界。但最令人难忘并引以为骄傲的，是一位才华众的土耳其女音，她不仅歌婉转无可挑剔，而且赤着脚演唱，脚趾上着贵重的宝石戒指，更增加了她演的戏剧效果。从第一幕开始，人们就几乎看不到舞台，密密麻麻的椰油灯里冒的黑烟笼罩着舞台的空间，熏得歌唱家们走了调。城里的新闻记者对这些小小的不足之毫不介意，他们赞扬那些值得纪念的东西。无可置疑，演歌剧是由乌尔比诺医生倡议的，他的倡议是那样的富有染力，以致使歌剧一直影响到本市最偏僻的角落，甚至导致了《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澳赛罗人依达》和《齐格弗里行》等著名歌剧的现，造就了瓦格纳、威尔地式的整整一代著名作曲家。然而，歌剧始终没有发展到乌尔比诺所希望的，因为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并没有象预期那样面对面地敲着拐杖争论得面红耳赤。

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委任。他无情地抨击那些利用职业威望捞取政治地位的医生。他一向被认为是个自由党人，而且在选举中他常常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但与其说他站在自由党一边是由于信念，还不如说是由于传统。当大主教华丽的四车通过时，也许他是最后一个当街下跪的贵族的成员。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祖国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开的行动中一贯自行其是，以致谁都不把他当自己人。自由党人把他看山里的哥特人，保守党人认为他几乎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员们又把他视替罗教廷效劳的暗藏的牧师，对他恶痛绝。对他的批评不那么愤恨的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全民族被无休止的内战血泊淹没之时的一名在会中逍遥自在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同他的这一形象不符。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区，新居是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古老的殿式的楼房换来的，那座楼房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这个家族的邸宅；另一件是和一位既无名望又无财产的本地女联姻，从而遭到那些有着长长姓名的夫人们的暗中嘲笑。鉴于那位姑娘的“贵”和“气质”，她们无法不相信她比她们所有的人都更为优越。乌尔比诺医生对那些议论和许多其它有关他公开形象的议论，一向心中有数，而且知他自己正是那个正在消亡中的姓氏的最后一个主角，这一，他比谁都清楚。他的女是家族中两个平平庸庸的人。儿同他一样，是个医生，就像历代的所有长一样，毫无建树，年过五十，连个儿都没有。女儿和新奥尔良银行一个善良的职员结了婚，已更年期，膝下有三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孩。在历史的长河里，他的氏族血统将由此而中断，这使他伤心不已，可是更令这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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