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著教官在讲述一个颇为典型的案例。一个国际贩毒组织从云南边境偷运海洛因境，途径四川、湖南、广东、海南，最后从三亚装船运往国，在各省公安和国fbi的合作下，历时四个月，动员沿线警力上千人，终於将这夥犯罪分一网打尽，缴获毒品价值人民币一千多万元。此案被誉为国际警方合作的经典。

在教官颇富引力的讲说下，年青的学员们都羡慕神往的神，或许脑海里还幻想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和国员警联手缉拿罪犯；我可不这麽想，在第一线了这麽久，对此不以为然，不为别的，我清楚，动员了这麽多警力，所有的联系调度、安全保密、通讯协作，其间耗费的人力力财礼足以破获更多的案件。何况，境外毒源和最终销售国用无法清除，这样的案件永远不会停止。

说的不好听，是为他人嫁衣裳，或者说是哗众取。毒品境，边防武警就该将它一网打尽，沿线哪里发现就由哪里打击。犯罪经济学所说的严厉打击可以增加犯罪成本和犯罪风险，那仅仅只能是相对於治安刑事案件，对於贩毒来说不同，他的利率是百分之一千，十次行动成功一次就保本，成功两次就有百分之百的利，所以他永远不会停止，而他的附加损失只是贩毒者的生命，可对於中国来说，最不缺的就是人。何况对贩毒者以死刑只是中国，毒品的最大用西方国家只对贩毒者以徒刑。相较而言，中国政府和警方投大量资金和资源实际上最大的受益者反而是西方国家。

这起案件则是更笨，本来可以将治安成本限定在较低规模，毒品和毒贩一境就可以据准确的情报一网打尽，为了所谓的国际合作，牺牲了大量的资源为国人免费清剿他们的罪犯。万一数千公里的跟踪和监视有一现漏或者船改变航线就全落空，真他靠的傻。看著显示幕上那些满脸风尘的中国警官和白白胖胖的国警官的合影，再瞥一讲台上唾沫横飞的教官，我忍不住不屑的撇撇嘴。

其他和我一样是为了文凭来读书的警官差不多都伏在桌上打瞌睡偷懒。也难怪，这大的天，虽然诺大的教室里有两台空调在拼命的工作。但近百人的温和近百台电脑的量仍是让整个空间里充满了难熬的璁气。

好不容易下课了，惯例，第二节课分组行讨论，我所在的组都是些中毕业直接考警校的小青年，一个个他靠的就象北京话说的‘b’，又较真又单纯，却往往以为自己成熟透，在案例分析会上往往让我苦笑不得。几次之后，我也拿他们无法，只有闷声不说话，通常都是一句我同意大家的看法没什麽补充的蒙混过关。

从小组长开始一个个发言，国际警方合作的典范，公安警的努力，上级的关心支持，计画的周密署……，我听了只想笑，不他靠的都是废话吗？删了第一句国际警方合作的典范，后面那一句不能到其他的案上？我，唉！看著前这些血激昂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我心里涌起一说不的滋味，看来你们以后还有得闯。或许在农村的猪圈里埋伏一晚抓捕偷贼，看著千辛万苦抓捕的罪犯在上级一个电话下大摇大摆的离开，你们才会慢慢领悟到要当一个好员警警校里是永远无法教会你们的。

“大张，你怎麽不说说自己的看法？”小组长是长沙人，年纪轻轻却他靠的总是居临下的一官腔，似乎非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小小官衔。

“噢，我，我没什麽看法。”象往常一样，我试图蒙混过关，“我的意见大家都说了，没什麽补充的了。”小组长今天好象要和我过不去，毫不放松的说∶“大张，你在一线了这麽久，多少总会有些自己的看法吧，怎麽每次讨论你都不说话呢？是不是觉得和我们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啊？”

听小组长这麽说，其他的同学都轰闹起来，叫著一定要我说说，这些自诩正宗的年轻人对於我们来自於基层文凭不的老同志（当然是相对而言，因为我也只有二十七岁）有莫名的优越，喜居临下的审视我们，总觉得我们落伍了，本不21世纪的新型员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