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并没有计较慕绥新对他印象不好，当他在北京住院的时候，仍然去看他，给他送钱，当时并没有求他办什么事，也不指望他今后还能继续帮自己的忙，因为他已经得了癌症。他送钱只是为了报恩。

他知刘宝印早就去了，也知刘宝印会说的，但让女婿跟他结清不就完了吗？

办案人员决定满足他的求战心理。他们问：“说说你与私营企业老板刘宝印的关系。”

当机智的记者问他，周伟这个官是不是买来的时候，他回答得清楚明白、滴不漏。

但是，在专案组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却什么也没说清楚。

他平稳而略带激动地说：“我当时就是觉得慕绥新曾经帮过我，而且我对他印象也不错，我上医院去看他，认为他回来当不了市长了，当时都讲他住院，肺癌大手术，整个肺都切除了，只剩很少一分，回来之后可能就是一个维持生命，我去看他，从我个人内心来讲，他曾经对我很好，一报恩心理。我去看望他，让他买补品，给他留了1万元。这个钱我还是跟人借的。当然我承受得了，只是当时手里没有。”

第二次谈话开始了。这次他没有抢先“发言”，以免陷被动。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他事先了充分的应对准备，等着办案人员询问他，然后一一给予回答，那回答将是巧妙而严密的，把所有的提问拒之门外。摆上羊角士，不怕来将。到这时他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了。第一次谈话他还是认识问题，说与不说是到拿不准，还很痛苦。这次他没有痛苦了，态度非常决，是准备对抗和战斗了。

慕绥新是个情中人。

可怕仍然可怕，甚至更可怕，典型仍是典型，甚至更典型，只是我觉得，对于当事人来说，何止“可怕”、“可耻”几个字所能了得！因此我说“不是这样了”。

当办案人员向他了上述品的少许提示

然而，这是在专案组。粮票不行，要粮，要现金，要存折，要卡，要元，要手表，要金寿桃……

他是这样说的：“可以这样讲，这个官不是一个人能定的事情，他给我钱就能把官得到，是因为我犯了错误，从中了一件不该的事情。实际上想向共产党买官是不到的。官是共产党的，你要官只能向共产党去买，这是不到的。但是通过贪官帮你策划怎么，这是可以到的。我是不是说清楚了这件事情？”

他认为这个回答和解释是最佳的，是全国通用粮票，在一般的谈话或生活会上，是很认的：原来已经结清了，那就没事了，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嘛！

他说清楚了，而且说得非常好。

他最后向记者来了一个谦虚的反问。

（bsp;除了粮，其余都是老慕经常过手的东西，他再说自己本来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也不能否定他熟悉并拥有这些东西的事实。

他在人情往上办了一些糊涂的事，但是反思的时候却脑异常清醒。慕绥新案的辩护人在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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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承认有关系，并且收了他一些钱，但事后都由他女婿跟刘宝印结清了。女婿和女儿已经跑到外国去了，没有办法找来对证。

老慕接着说：“后来在家里见过周伟一面，谈得很不好，我印象不是很好。可是事情已经启动了，收了人家钱了，没有办法了，收不住了。这样后悔得不得了，我对这个事情，是所有受贿事件里最为后悔的一件，最为不应该办的一件。”

金寿桃

收到这个钱，老慕很动。他错就错在了这里，总把送钱和收钱，看成是一人情，而不认为这是一纯粹的或者不十分纯粹的或者只是某程度上的行贿和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