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的，老太太话就多了。她的话破碎零，像一群随风遍地的树叶。她说起我的脚，是全村最小的脚。我们家的烧酒后劲好大。说到胶平公路时，她的话连贯起来：“路修到咱这地盘时哪……粱齐腰了……鬼把能活的人都赶去了……打工，都偷懒磨……你们家里那两大黑骡也给拉去了……鬼在墨河上架石桥……罗汉，你们家那个老长工……他和你不大清白咧，人家都这么说……呵呀呀，你年轻时事儿多着咧……你爹多能，十五岁就杀人，杂好汉，十有九个都不善……罗汉去铲骡……被捉住零刀剐啦……鬼糟害人呢，在锅里拉屎，盆里撒。那年，去挑，挑上来

王文义说：“我的血光了，我不能去啦！”

适才那一枪，是扛着一盘耙在前开路的大个哑，不慎摔倒，背上的长枪走了火。哑是余司令的老朋友，一同在粱地里吃过“拤饼”的草莽英雄，他的一只脚因在母腹中受过伤，走起来一颠一颠，但非常快。父亲有些怕他。

黎明前后这场大雾，终于在余司令的队伍跨上胶平公路时溃散下去。故乡八月，是多雾的季节，也许是地势低洼土壤所致吧。走上公路后，父亲顿时到灵巧轻便，脚板利索有劲，他松开了抓住余司令衣角的手。王文义用白布捂着血耳朵，满脸哭相。余司令给他手脚包扎耳朵，连半个也包住了。王文义痛得龇牙咧嘴。

他背着一支长筒鸟枪，枪托儿血红。装火药的扁铁盒斜吊在他的上。

余司令从腰里一块包袱样的白布，嚓一声撕成两半，递给王文义，说：“先捂着，别声，跟着走，到了路上再包扎。”

“耳朵……”王文义哭着说。

余司令说：“你好大的命！”

令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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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密东北乡，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就是这场我父亲参加过的、在墨河边打死鬼少将的著名战斗。我们村里一个九十二岁的老太太对我说：“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凤莲，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不能前……”老太婆秃得像一个陶罐，面孔都朽了，手上凸着一条条丝瓜瓤一样的。她是三九年八月中秋节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那时她因脚上生疮跑不动，被丈夫地瓜窖里藏起来，天凑地巧活了下来。老太婆所唱快板中的凤莲，就是我的大号。听到这里，我兴奋异常。这说明，用铁耙挡住鬼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这个女想来的。我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

王文义垂下，嘟嘟哝哝说：“没忘，没忘。”

余司令说：“，蚊咬了一也不过这样，忘了你那三个儿啦吧！”

那些残存的雾都退到粱地里去了。大路上铺着一层砂，没有脚踪，更无人的脚印。相对着路两侧茂密的粱，公路荒凉，荒唐，令人到不祥。父亲早就知余司令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但这些人住在村里时，搅得飞狗，仿佛满村是兵。队伍摆在大路上，三十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枪支七长八短，土炮、鸟枪、老汉，方六方七兄弟俩抬着一门能把小秤砣打去的大抬杆。哑扛着一盘长方形的平整土地用的、周遭二十六铁尖齿的耙。另有三个队员扛着一盘。父亲当时还不知打伏击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打伏击为什么还要扛上四盘铁齿耙。

余司令又叫：“豆官。”父亲应了，余司令就牵着他的手走。王文义哼哼唧唧地跟在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