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谁？”

“不认识就算了。你总该认识尤桐芳喽？”

“我怎么照应她呢？”瑞宣相当难堪的问。

“当然！他们当然注意我！”老人很骄傲的一笑。“不过，我有我的办法。我常常的和他们在一！你知，他们也是中国人。特务是最时髦的组织，也是最靠不住的组织。同时，他们知我上并没有武，不会给他们闯祸。他们大概拿我当个半疯，我也就假装疯的和他们扯。我告诉他们，我过狱，过刑，好教他们知我并不怕监狱与苦刑。他们也知我的确没有钱，在我上他们挤不油来。在必要的时候，我还吓唬他们，说我是中央派来的。他们没有多少国家观念，可是也不真心信服日本人，他们渺渺茫茫的觉得日本人将来必失败——他们说不上理由来，大概只因为日本人太讨厌，所以连他们也盼望日本人失败。（这是日本人最大的悲哀！）既然盼望日本人失败，他们当然不肯真刀真枪的和中央派来的人蛮，他们必须给自己留个退步。告诉你，瑞宣，死也并不容易，假若你一旦忘记了死的可怕。我不怕死，所以我在死亡的门前找到了许多的小活路儿。我一时没有危险。不过，谁知呢，将来我也许会在最想不到的地方与时间，忽然的死掉。它呢，反正今天我还活着，今天我就放胆的工作！”

“该杀的人很多！能消灭几个日本人固然好，去杀掉几个什么冠晓荷，李空山，大赤包之类的东西也好。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官，一方面又甘心作隶——家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的，平凡的，象一条老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象三期梅毒似的，一下溃烂到底。大赤包们不是人，而是民族的脏疮恶疾，应当用刀消割了去！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些不知好歹，无足介意的小虫，而置之不理。他们是蛆，蛆会变成苍蝇，传播恶病。在今天，他们的罪过和日本人一样的多，一样的大。所以，他们也该杀！”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小茶馆里起一些菜油灯。“钱伯伯，”瑞宣低声的叫。“家去，吃什么，好不好？”老人毫不迟疑的拒绝了：“不去！见着你的祖父和小顺，我就想起我自己从前的生活来，那使我不好过。我今天正象人由爬行而改为立起来，用两条走路的时候；我一松气，就会爬下去，又成为四条的动！人是脆弱的，须用全力支持自己！”

瑞宣还不肯动。他要把想了半天的一句话——“对于我，你有什么教训呢？”——说来。可是，他又不敢说。他知自己的怯懦与无能。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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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有心的，你应该照应她一！我也教给了她那个字——杀！”

“也不！理由同上！”老人慢慢的往起立。刚立稳，他又坐下了。“还有两句话。你认识你们胡同里的教授？”“不认识。吗？”

“那么，我们在外边吃一东西？”

“给她打气，鼓励她！一个妇人往往能有决心，而在执行的时候下不去手！”老人又慢慢的往起立。

过了半天，他才问了声：“你的行动，钱伯伯，难不招特务们的注意吗？”

瑞宣。

钱伯伯就象一座山。在从前，这座山只表现了它的幽，而今天它却拿它的宝藏来。他若泛泛的去夸赞两句，便似乎是污辱了这座山。他说不什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