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的东西存在，恰恰是这东西才维系了我和她之间的这段情。有时候，越想越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曾经一度也想为过去的事情作解释。可我又能如何解说呢？而后又静心回想，解释也无太大意义，反倒觉得不解释更好。她说她也喜现在的这情，既简单又轻松，并无太多杂念。就这样，我拱手送走了二○○三年，又在没有丝毫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二○○四年新的一天。

二○○四年新的一天的到来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不大清楚。就这样既无所思又无所想地度过了二月又走过了三月。四月初收到了杨上海的来信。四月中旬我给杨回了信，与前面的回信大致相似，先告知了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在信中写到我想再次离开学校来上海的想法，我在信中写“此次前来也别无要事，唯一便是想见你，过去的这几个月我的生活过得太灰暗，徐被学校开除了，那是我第一次从上海回来时。作为朋友我曾经绞尽脑地想一些解决的办法，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哪怕一。”

人有时在生活面前显得极为弱，一如我、徐还有许许多多活着的人，我们熟识的和我们不熟识的。

就拿徐这件事情来说，我无法忍心看着他被逐校外，可我又能如何？

面对他的离去，我又能些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了。

……

我想人终究是一个卑微的，不论权力的纵者还是无力反抗的我们，终究无法逃脱“卑微”一词。

另外，我还在信中写了一些我和陈琳之间的事，并对很多事情作了简单的陈述。我想，我是不该隐瞒的，善意的欺骗远远要比恶意的伤害残酷得多。

我是杨的。

所以，我不该隐瞒。

我是杨的。

所以，我不该欺骗。

信写好之后，像前几次一样，我照杨的地址将信寄，并为再一次前去上海作准备，然而，这封信是寄了，可杨的回信却迟迟没有收到。心想：杨也许收到信了，也许没有，这样等完了二○○四年的四月，又等来了二○○四年的五月。五月中旬我无论如何也决定去一趟上海，其他事也未任何考虑。

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下午。我逃了课，乘坐了二十三十八分银川通往上海的k359次列车。火车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奔驰了上海站。下车后我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给杨打了电话，杨问我在哪里。

“在上海。”我说。

她几乎不相信我说的是事实。可电话上显示的号码不得不让她认同这一切。

“怎么不事先通知一声。”杨抱怨。

“上个月写信给你了，等了好长时间的回信，以为你同意了，所以就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