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遮住李沙的身体，按照他说的方向，一直把李沙送到几十里外他自己认为脱险的地方。看到李沙身无分文又饥又渴，陶海又掏出二百多块钱给他买车票和吃用。李沙这才知道陶海是好人，感激之余，把自己在砖场的遭遇简略地告诉了陶海。他留了一点心劲，砖场的地名说远了几十里，以免万一陶海这个当地人与这个砖场有关系心向着他们而翻过脸来对自己不利。

陶海这个自诩的绿林英雄，他的思想深处，这会儿占主导地位的，一是过分相信自己个人的力量，不很重视法制。附近砖场类似的事情听说的不少，也有远方的父母历经年月辗转千里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自己“丢失”了的孩子，看到受到非人的摧残虐待又拿不到工钱愤而起诉告状，但结果都石沉大海不了了之，上面没有谁追究过谁的什么责任，甚至转眼之间孩子又被转卖到另外的地方再次“丢失”；或者，那些黑砖场，事实上早已经和头上的工商劳动监察公安乡村政权联合成利益共同体，一般的告状“撑不破天”，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第二，小伙子说的地点离此很远，鞭长莫及，自己连眼皮底下一个村之内的事情都管不过来，更不敢保证这件棘手的事就能够管好，就是全国一盘棋本该到处畅通无阻的公安司法机关，去异地办案，也得仰人鼻息看当地部门的脸色屈尊行事呢，自己算哪一根葱？第三，他对小伙子的帮助，仅仅是出于同情之心。小伙子刚见面就对自己撒了个谎，那么也没有理由相信李沙后面说的这些就一定是真的，也许是信口开河逢场作戏地说说以骗取自己的信任和施舍而已，这样的事情世界上如今到处可见。俗话说“姑妄说之，且姑妄听之”，所以陶海当时根本没有把李沙说的当成一件大事，给了钱后，随便敷衍了一句自己也没想明白的话：“报案告状是个麻烦事，急切不好办，等我今后有时间，我们再联系，看怎么去帮你起诉吧”就转头忙自己的事去了，连小伙子留下的他的家乡地址陶海也忘记了，只是模模糊糊地对李沙这个名字还有个印象。

也许是被陶海这句不负责任的话所安慰，小伙子全心全意地相信和寄希望于陶海，等着他的来信，迟迟地不到公安部门报案。

陶海后来听到，当了省人大代表的本村支书的儿子的砖窑上逃跑了一个小伙子，各方面情况与李沙很相象，老板和工头四方八面严加搜查，久而未获，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回头一想，觉察自己太粗率了，那个李沙对自己说的可能真有其事，这里面隐藏着一件惊天大案。本来这是一个翻天覆地斗倒对手的大好时机，可是已经无法和李沙联系上，王牌等同于废纸，这个案子自己是无从着手了。对于陶海来说，这比买彩票中了个百万元大奖，只记着了号码，却因遗失了票据而无法兑领还叫他痛心疾首懊悔不已。

（97）

陶海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告状的征程。他确信即使没有李沙所说的那桩命案，单凭其他的罪证，就足够将几个贪官污吏打翻在地让他们万劫不复。

陶海告状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他和几位村民联名写信给区党委。他们绕过乡这一级组织，是因为他们觉得乡里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很脏，那个彭乡长官声虽好却管不了人事，村委会成天就在乡党委乡政府的眼皮底下活动，经常看到这两级官员在一起称兄道弟花天酒地沆瀣一气，村干部的所作所为乡里不可能不了解一二，村委会甚至在群众中都不讳言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给乡领导上红包进贡，这贪污的数额里或多或少肯定就有乡干部的一份，他们实质上已经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欺压老百姓，对乡这一级不值得去信任。信写给党委，是因为党是管政治、管人事、管干部的，正是你管辖的范围。信写出几个月后，石沉大海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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