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弥对西方记者声称做缅甸王的讲话被报纸转载，最先从仰光大学里发出“我们不做亡国奴”的吼声。爱国主义是最具煽动性和牺牲精神的民族传染病，它一经爆发出来，立刻就像九级震波一样从仰光传向全国，这一回连许多政府官员也站在学生一边。政府内阁接连开会，紧急讨论国内外严重局势。原先政府内部有强硬派和外交派之分，强硬派都是少壮军人，主张大举进剿，将国民党残军消灭或者驱逐。然而打了两次都打不赢，打不赢就说不起话，实力是政治的基础，于是外交派的主张就占了上风。外交派说，不打仗并不等于放弃主权，军事只是政治的手段，仅仅是一种而不是全部手段，所以军事应该为政治服务。这就等于给头脑简单的军人上了一课。

持外交观点的代表人物叫吴丹，他曾经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作家和翻译家，到欧洲留过学，长期从事宣传和外交工作。事实证明吴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后来担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1961年被推举为联合国代理秘书长，次年正式出任秘书长，连任三届。

于是战场转移到了联合国。时值二战之后，民族独立和反对强权的浪潮风起云涌，许多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纷纷挣脱殖民枷锁宣告独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缅甸政府的代表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很快寻找到了许多同盟军。缅甸政府控告国民党军队侵略其领土，并向联合国大会提供大量有关证据：照片、图片、缴获的文件、俘虏供词，以及枪械、实物和记者报道，这些如山的铁证使得缅甸代表在联合国讲台上义正词严占据主动，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先生更是初露头角，成为外交战场上的巴顿将军。“入侵缅甸事件”在许多中小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种以强凌弱的行为重新触动这些国家被侵略和奴役的辛酸历史。联合国辩论成了声讨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大会，国民党代表成了过街老鼠，连美国大叔站出来也帮不了忙。

几个月后，联合国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一切外国军队必须立即无条件撤出缅甸领土，缅甸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

我认为李弥要做“缅甸王”的狂言并非心血来潮。

一个官至云南省主席兼兵团司令的国民党封疆大吏，一个官场练达，宦海沉浮几十年的政坛老手，面对大批西方记者的照相机镜头和闪光灯，他难道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话？哪些话当说得，哪些话不当说，怎样遣辞造句，哪些话要惹大祸，他难道不知道？“出言谨慎”、“祸从口出”的古训他难道忘记了？何况外交场合不是儿戏，不是自己家里，容不得乱说一气！

但是他毕竟开口了，发出一个惊世骇俗，令全世界包括台湾为之震动的声音，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否说明他早有预谋，真的打算自立为王？将近五十年后我试图证实这个事实的时候，许多金三角老人都异口同声告诉我，都是美国人背后捣鬼，他们策反李主席，把金三角变成独立王国。我说李弥是不是被策反了？或者说李弥是不是确有此心？老人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他们生气地说：李主席是忠臣！他要是有二心，就不会赴台湾开会，就不会有后来的下场。我说：那么他为什么要对记者说做缅甸王的话呢？那不是造反吗？

老人回答不出。

于是我又产生第二个问题，李弥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应召赴台？他不如干脆宣布独立，省去后来一段历史悲剧。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命运越来越感兴趣，他的初衷是什么？动机是什么？为什么突发狂言，又为什么落到后来那个众所周知的悲惨下场？个人大起大落的命运律动是时代的脉搏，我从这条脉搏中把握历史的曲折动向。

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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