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思洋之幽情

然而，这里面似乎埋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有办法”的人，对人与人间的仇相视，都无良策，“有办法”的结果不过依靠特权。柏杨先生祖宗有德，固然三下五除二就办好啦，可是其他千千万万没有柏杨先生“办法”的小民，不要说女儿考学，就是老太婆上吊，对方该无动于衷，仍无动于衷。

待囚犯，判死刑乎？判有期徒乎？判几年几十年乎？统统不言。为何如此判乎？其理由如何乎？亦统统不言。囚犯连判决书都看不见，已送到监狱执行矣。即令来了好运，如张雪茵女士有机会翻一翻，或如柏杨先生瞥了一，却看不懂写的是啥。呜呼，假设中国法院的判决书和诊断书一样，也用的是洋大人之文，你说打官司的人活着还有啥意思？而诊断书上固都是如此者也。用洋文写药尚可解释为免得翻译，有其方便；但有些地方实在并不方便。前天我抱小孙女求医，年龄八个月，我想如果那穿白衣服的女人用中文写“八月”，决不致影响其可敬的前途，可是她是来了一个eight‘month，即令以笔划而言，也没有中文省事，她为啥如此？恐怕说来话长。从学堂教育到社会风气，每个人都这般这般。充斥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人的自尊必然一天比一天消失。思一思、想一想，又何止医生为然也。

在中国社会上，无论办啥事，衙门也好，社团也好，官也好，民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只要你找到他们，你就看不完的晚娘脸和猪八戒脸。该脸见了你就好像见了杀父之仇兼夺妻之恨，那气可大啦。不要说别的，请贵阁下现在就打个电话试试，中国的电话似乎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总的代表。前些时我去一家报馆（为了保卫饭碗，不敢说该报是啥报，只可透一，该报可是以提倡民主闻名于世的），就碰上这么一个大场面。一个阶层分对电话吼曰：“你捐不捐，要捐就送来，不捐拉倒，没人去取。”言毕“砰”的一声，把耳机摔下，其声之大，几乎把我老人家的耳震一个。悄悄向人打听，原来该报有一则苦命父女的消息，读者老爷想捐款，因无人可送，希望报馆派人去取。嗟夫，东夷之人也，西狄之人也，那些没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番之人也，对陌生人总是问曰：“我是不是可以帮助你？”“有啥地方要我效劳？”真使人发思洋之幽情。

但简真先生说，别在不必复古，“礼义”却是非复古不可。这一我老人家就不同意啦，盖我们看来的病虽然一样，可是开的药方却不一样。

有一位朋友初迁台北，到区公所办迁移，籍老爷告曰，新籍的籍誊本必须要到一个星期之后才能发，理由一大堆，不必细表。可是该朋友的女儿明天就要凭那玩艺报名考学堂，当下急得大汗如雨，知我老人家才奇佳，就找我帮忙。我想这简单得很，好像政府有过规定，籍誊本两个小时就可拿到，何小，胆敢破坏政府威信？当下就昂然前往，可是一门我就觉得大事不好，乃改变嘴脸，向该肩籍老爷哀求帮忙，说到动心之，恨不得要下跪，下跪无效，我就只好据理力争。可是该小就好像看我耍猴戏，冷笑曰：“你可以告我呀！”实在无法，只好施撒手锏——找到一位在区公所事的朋友，他拍脯曰：“老，你且稍待。”十分钟后，就把籍誊本给我。当我把该籍誊本送到该朋友府上时，他们一家大小声震天地，视我老人家为天神，认为我在台北没有白混，当下就把洋芋拿来敬了我一支。告辞之后，一路上颇为得意，不在话下。

简真先生主张向古看齐，似乎又走上了“古时候啥都好”。简先生虽然声明只是“礼”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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