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斌先生一席话，使柏杨先生想起一则小幽默：一个星期天，在礼拜堂里，神父老爷讲婚姻生活，把婚姻生活讲得天坠，听众也心怒放。讲演已毕，大家一轰而，一个太太向另一个太太曰：“经他那么一讲，我觉得结了婚真不错。”另一个太太万分困惑曰：“真是奇怪，一个人对他知越少的东西，却哇啦哇啦讲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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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也。而现在年大变，不但是“人”，而且该“人”还是当权派，迎客厅，又敬茶及又敬烟，然后三言两语，话不投机，还没开借钱，就被轰去。这场面，古家伙们不要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过。

一盆浆糊

接着是一阵叹，再接着就厉声问曰：“今天的婚姻又真能算是幸福吗？”并自己作答案曰：“事实上大有疑问。”

要说“当事人一旦结了婚，绝大多数都组成一个满的家”，恐怕于斌先生只在门望了一，没到厨房仔细瞧瞧也。前已言之，这些被酱缸蛆歌颂为满的家，是建筑在女绝对屈辱的斑斑血迹上。吾友来俊臣先生是唐王朝功力九段的酷吏，有四句名言曰：“每讯诸囚，均称冤抑，一旦决，咸无异言。”倒楣分当然没有异言，盖尊已被砍掉啦。但我们不能因为听不到异言就认为杀得公平，犹如于斌先生不能因为很少用“七”之条，就认为古时候大多数都是满家。

呜呼，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古之时也，到底满不满，今之时也，到底幸福不幸福，和尚最好不要冒充内行，除非他是和尚。“古”时候的婚姻，当事人虽然参加意见，但那意见的分量跟小孩对吃药意见的分量一样。小孩对他自己的吃药，当然可以参加意见，一百个孩恐怕就有一百个孩拒绝吃药，但一百个孩也一百个孩最后仍得吃之，就是着鼻，也逃不了那一劫。儿女胆敢拒绝父母为他安排的婚事，他铁定地要付可怖的代价——贫穷或死亡。如果他阁下再主动地自己去挑去选，那情势就更严重啦，盖“自从盘古立天地，哪有儿女自定婚”，不仅是违犯了父母，而且是违犯了吃人的礼教，成为大逆不的臣贼，每个酱缸蛆都可扑而杀之。吾友柳迎女士，就是一个例，非嫁薛仁贵先生不可，结果她只好井，老不但不觉得难受，还不准母亲的哭哩。

偶尔翻了翻旧报纸，上面有天主教主教于斌先生的一段话，该话曰：“有人把中国的婚姻制度来说明今是昨非，并与相对论拉在一起，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过去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并不是是与非的问题，而是风俗习惯问题。即使在旧社会里，婚姻的结合，也并非全是盲目的，其间至少要经过父母的观察，媒人的说明，甚至当事人也会参与意见，加上德神的维系，所以男女当事人一旦结了婚，绝大多数都能组成一个满的家。过去，虽然没有离婚的法律，但仍有所谓‘七’的公论，事实上，‘七’在我们过去的社会里，又有几家用过它？”

我们承认古时候用“七”之条不多，但那只能证明女人更可怜和臭男人更恶劣，并不能证明他们婚姻生活满。古之女人，生下来就被德神注定要受玩、受侮辱，在家从父、嫁从夫、夫死从，一辈都不能自己直直脊梁，有灵、有胆量的太太

最主要的是男女的地位日渐平等——绝对平等当然不可能，有时男权一，有时候女权一，但平等的观念却是崭新的，明目张胆地骑到女人脖上的已很少啦，而且就是想明目张胆地骑，也骑不上。这跟小家有关，也跟女人受教育，一脑古怪思想有关，也跟男人娶太太一定要猛追一阵有关，也跟离婚制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