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如梦无痕。

而梅艳芳在年底的悄然离去，在刚经历过非典创伤的人们心中，变得容易接受了，甚至还欣于阿梅可以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她在舞台华丽的转已是人们心中最完的人生谢幕。但我依然替阿梅难过的是，一个女人一生风光无限，边不乏追求者，也不乏慕之人，在离去的时候却了无牵挂，执之手未能与偕老。

2003年，非典成了每个中国人心中不可碰的伤。

我一向以为首都人民而到光荣，而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北京人”却成了令人恐惧的瘟疫。

刚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那会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浩劫，零星的传着北京有一怪病的说法，但谁也不曾放在心上，北京人依旧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

再后来，“非典型肺炎”正式被确诊，边逐渐有了关于患病的确切消息，我们却依然觉不到灾难的日益临近，甚至还羡慕发的同学可以提前回家，而用双手捂温度计，隔班上的同学一半的温都超过了标准线，除了虚作假以外，更多的是一恐惧的悄然滋生。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传来，哪所学校有非典的大学生，哪个邻居的亲戚疑似非典，哪些人被隔离在医院不让来，猜测与不安成了生活的主题。

在医院工作的人开始变得最抢手，大家开始拿着档烟酒去跟他们换罩、酒、板蓝。在街上咳嗽吐痰的人最遭到鄙视，整个空气都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浑浊。超市里白醋和消毒用品成了抢手货，现了许久不见的“一抢而光”和囤货。

我除了每天多洗几次手以外，生活的步伐并未被打破，依然充当着愤怒的文艺小青年，在北京成里游，日夜期盼的就是快放假。我开始因为文字而结到一些志同合的朋友，他们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轻而易举地取得最优异的成绩，却和我一样沉迷于文字里不可自。

2003年（2）

有一个人大女孩在看了我的文字后，每周都绕过大半个北京城来给我送好看的电影好听的音乐，那时的文艺电影远不如现在臭大街，是用纸袋装的刻录盘，纸带上还写了四个大字“内资料”，我因此而看到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关锦鹏的《越堕落越快乐》，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且cd里的音乐从张信哲换成了九寸钉和收音机。

我穿着民族服装，着夸张的耳环，每天蜷缩在属于自己的明媚角落。曾经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家叫“左岸”的酒吧，就约了朋友跑去后海想见见那位老板，当服务员告知老板不在的时候，我就趴在门的石桌上给老板写了很长很长的一封信，来表达我对“左岸”这个词崇的敬意。我留下了电话手机家住址生辰八字，希望不久的日，一个有很净声音的男打来电话，说他叫左岸，很兴认识我。可直到这家咖啡店消失不见了，也依然没人搭理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