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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那场盛大庆典的内容已记不大清，可当二十岁的我置于更多规矩框架的束缚中时，会永远记得那份自由的难得可贵。

1999年某个月黑风的夜里，全院的男女老少都凑在一张海报前，鼻尖恨不得杵在墙上，仔细琢磨着字里行间的意思。

那是一张拆迁通知，我家赶上了取消福利分房前最后一趟末班车。

没几天，家里那些老死不相往来的亲戚们都聚集在我狭小的家里，表情严肃地商讨着怎么用最小的面积换来最大的房。这些在节时才能凑在一起说些不咸不淡话的三姑六婆们第一次齐心协力统一径好与拆迁办打持久战的准备。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本都撕开铺在这间十二平米的小房上，哪怕是第一次迈这间小房，也要靠它分得一杯残羹冷炙。

辈分最小的爸爸在一旁默默地着烟，外姓的妈妈本没有嘴的权利，不知所谓的我看着大人们狰狞的嘴脸，兴的却是可以不用练琴了。

在第一次家会议上就基本确定了打持久战的策略，这场与拆迁办的对抗也浩浩地拉开了序幕。

拆迁办自然也不是好惹的主儿，他们明察暗访、敌人内，把每个家成员的住房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从爸爸开始逐一谈话、各个击破。

爸爸抓住在、房在、人也在的有利条件据理力争，论述我家是多么需要一宽阔明亮的新房来改善居住环境。

拆迁办则毫不留情地指了妈妈已经有一福利分房，他们打过电话到妈妈单位实。

爸爸说：“那房是合住，每天哆哆嗦嗦与别人同在一片屋檐下生火饭。”

拆迁办说：“那也只能给一个独居。”

爸爸说：“三之家，应该给个两居。”

拆迁办说：“你家孩不够十三岁，规定不能给两居。”

爸爸说：“那我就耗到孩十三岁。”

拆迁办说：“你随便。”

第一的对抗，爸爸明显于劣势，我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年龄小也成了阻碍分到大房的原因，反正那几天爸爸每天面对我都是耷拉个脸，对我妈怎么不早把我生来也是怨气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