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一无所有。

直到有一天，男孩兴奋地给我讲自己喜了一个女孩，而那个女孩也对他有好。再后来，男孩成功地和女孩建立了恋关系，那封信他写得异常轻松，而我读起来却异常沉重，总被一不知名的情绪压抑着，我开始明白自己不再是他惟一亲近的朋友，那个女人在他心里的分量超过了我，嫉妒的觉第一次那么烈的在腔里充盈。接下来的几封信他都在讲述自己和女孩往的滴滴，我开始充当一个不甘愿的聆听者，开始努力过那些有关的字，因为我明白那份不是属于我的。

通信的第三年，我上了初中，之前我一直对自己的份隐瞒，从没告诉初三的他，我是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每天上下学还要爸爸护送。我怕年龄的差距让他觉得我不再是一个值得聆听的对象，怕他不屑地说小学生的生活，有什么可拿来说的？早熟的我，早就把自己当成了是他的同龄人，如我这般早熟的女孩，恐怕是最介意别人揭穿自己的幼稚。

告诉男孩真实年纪后，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他说早就猜到我是小学生，曾经说的毕业临别早就暴了我的年纪。我第一次有被看穿的觉，自以为明的伪装那么轻而易举地被识破，而他话语里的漫不经心又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彻彻底底的傻瓜，一个人演戏给自己看。

好像人的成长伴随的总是私密空间的扩大，我开始不再向男孩吐心迹，开始对自己的生活轻描淡写，开始用更私密的写作来倾泻自己的情，开始追求更多人的认同，我已经不再满足为他一个人而书写，拼命寻求更广泛的共鸣。终于在2002年的某一天，我彻底地放弃了与他的通信，我吝啬得连借都不肯编造一个，就向通信四年的男孩说了再见。

如今的我不会再向人随便袒心迹，不会再轻易言，不会再傻傻地盼望邮差的来临。

我与过去的日挥手作别，离去得毫不留恋。

可是当我翻开这些信件时，我好想知那个男孩过得好不好，想知会不会有一天他在书店看见我的名字，恍如隔世……

1997年，亚洲金风暴连累人民币贬值，于是我每天都搬着小板凳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希望砸下用元包裹着的馅饼。

1997年，北京国安在工9：1大胜上海申，我和我爸这两个伪球迷因此还下了顿馆庆祝，当天的《北京新闻》一遍遍地重复着那九个球。

1997年，有三个人离开了我们，安娜、王小波、张雨生，可惜我跟他们都不熟。

1997年，街上有了染黄发的男孩，妈妈说他们都不是好东西！

1997年，我第一次来了例假，很快我就悲哀地奔二了……

1998年（1）

伴随着王菲和那英“来吧来吧，相约九八”的歌声，我的学琴生涯也到了火的阶段，虽然顺利地考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六级平，但贪心的爸爸已经在向着九级跃跃试拳掌了。

那时的考级就像如今的艺术院校招生一般气势恢宏，全家总动员。爸爸拿琴，妈妈拿谱，爷爷拿杯，拿，有钱的再叫上辅导老师现场调琴对音。众星捧月的孩通常三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