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张标准度的桌都没有，写作业的时候，一个掉了漆的棕茶几就是我的书桌，一把木制的小板凳就是我的课椅。练琴的时候，小板凳放在茶几上，在隙扣上爸爸自行车的车筐当谱架，还要时不时地提防车筐会不会突然扣下来砸到琴。吃饭的时候，茶几又顺理成章地充当了饭桌，名副其实地家多功能桌。

那时还参加了北京市银帆响乐团，一堆学琴的孩痛苦地煎熬着一下午，共同糟蹋着世界名曲，还要付昂贵的排练费，典型的钱买罪。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大提琴手，在集中充当混事的角，却永远对首席的位置垂涎滴。

为了学琴家里费了全的积蓄，价值几千的琴以及每节琴课上百元的学费对我们这个工薪家来讲是笔大的开销。记忆中爸爸妈妈就没买过一件上百的衣服，一家三没去过一间餐馆，我没有过一分零用钱。我因为学琴而失去了童年的大分乐趣，我不能跟院里的小朋友玩房，没去过各大公园的游艺设施，还能把元、英镑符号认成音谱表。

1994年，我周末最看的节目是《时尚装苑》，那里面漂亮的女主持人叫希丽娜依，每期都放好多大牌时尚走秀，我一个牌都没记住，却在小本上画下

因为孩的成才与否，爸爸的待遇也能差到千里之外。

那把大提琴是我几年来噩梦的源。

从单纯的培养兴趣，到为了考级，再到为了小学升初中的特长生，大提琴被赋予了越来越过的功利彩，我不是为了好而学，而是为了能凭借一技之长而搏一个好未来。当我清楚的明白这一时，我上显了最原始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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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2）

学琴是一条贼船，上了就下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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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有个参加了“飘柔之星”选赛，那级别就相当于现在的“超级女声”，甩了甩长发，甩一屑，于是光荣的被淘汰了。

我开始学着反抗，用最简单重复的音阶练习代替复杂的协奏曲，用弓把琴谱翻得哗哗作响，用神来表现对老师平的批判。我故意拧松了琴弦，故意撕碎了谱，故意把手指划一血，只为了能离这个又笨又蠢永远给人当陪衬的乐远，再远。

没几个月我就发现学琴并不是件“好玩”的事情，爸爸也没履行给我写作业的约定，我开始哭着喊着要放弃，但是我爸开始用武力暴涉我的自主权。

1994年，满大街的姑娘在t恤衫外面了件吊带衫，大蛤蟆镜遮住了半张脸，妈妈告诉我那就叫“时尚”，可我却觉得时尚就是奇装异服。

乐团为了音乐会请来了一个当时在音乐节颇有名气的小提琴神童来与我们共同排演小提琴协奏曲，我总是无比地嫉妒她拉琴时淡定的神情，嫉妒她上台时粉的纱裙，嫉妒她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每次乐队排练她的爸爸都坐在老师办公室里谈笑风生，和老师着培养神童的心得，而我的爸爸只能坐在排练室的后面翻看着一张不知哪里来的报纸，还时不时地会被老师叫过去帮忙搬运乐。

（bsp;1994年，电视上现了三个摇晃脑不好好唱歌的长发男人，更奇怪的是台下的观众摇晃脑不好好地坐着，我听不清他们在唱什么，但我确信以及肯定那就是“行为艺术”！十多年后窦唯、张楚、何勇又行为艺术了一把，把人家汽车给烧了。

所以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有一天也要让爸爸成为众人瞩目的焦，让所有的父亲围着我的爸爸如众星捧月一般，由衷地称赞我的类萃。我很兴现在的我到了，反而那个小提琴神童远走德国，杳无音信。

前后换过五位专业老师，一个老太太，三个老，一个年轻姑娘，也经历了课时费从六十到两百的飞涨。有一个姓的老让我记忆刻，他来到课上第一件事就是骂骂咧咧地抱怨学校没有为他准备饮料，我爸立刻飞快地冲去为他买了瓶昂贵的饮料，大概是芦荟一类的东西，老砸吧砸吧嘴继续开始他数不尽的抱怨。为了能把我教好，每次爸爸都是小心翼翼地赔着笑脸啊，附和着他满腹的牢，每周递上不同的饮料，而我却愈发对老产生反，直至最终炒了他的鱿鱼。另一个让我印象刻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因为她的男朋友长得暴像香港演员李雄，而且也是香港人，她的家里永远晾着不同的内衣，桌上摆满了自己的艺术照，沙发上还扔着低俗的言情小说，让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一切和大提琴家联系到一起，最后有两件事情直接导致了我爸炒了她的鱿鱼，一是那年的考级我全盘皆输，原因在于她从一开始就教错了，二是有一天电视有她们乐团的演，我爸发现自称首席的她坐在倒数第二排最里面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