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你的荒谬无理可讲，我的也无理可讲。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丑陋”和政治权的荒谬在程度上足以匹敌。陈清扬曾认为：“真的事要有理由。”这正是她烦恼的原因。荒谬的本质就是无理由可讲。最后，她达到了犬儒主义的化境，不再为是不是“破鞋”而烦恼，“挨斗时她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一双洗得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上一挂，等待上台了。”并为她是挨斗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而“觉得无比自豪”。

小说的叙事方式不是要读者沉浸在当年的气氛里，而是通过今天的主观滤光镜看当年。中国当年斗“破鞋”，挨斗者必定狼狈不堪，羞愧难言；而批斗者则居临下，如同动园里看猴。但在小说中，这一切都反过来了。神上的优胜者不是批斗者，而是挨斗的王二和陈清扬。王二们神上很优越，态度上很从容；对方则显得十分委琐。小说既能在对人心理的察上乎其内，又在价值判断上乎其外。这叙事方法是颇为现代的。

中国的现代派小说，特别是近几年某些先锋派小说，阅读起来十分艰涩。而《黄金时代》不然，给人以阅读的快。想寻找作品内在义的读者自可寻找；但作品的价值首先来自阅读本。阅读本就使人陶醉，以幽默和智慧给人以全新的受，简直不需要再去追寻它的内在义。作者用一幽默的光辉烛亮了当年那无不在的压抑，使人的神世界从悲惨暗淡的历史影中超来，到一解放的愉悦。作者有意让读者觉，这不是历史之“真”，而是历史的变形。这使人想起一位西方作家的话：“如果我对你说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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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2）

这叙事方法并非史无前例。但用这方法来叙述的主题，就产生了一特殊的效果。它既可以写得很透彻，又不失格的学趣味。以前，写实主义小说面对几乎无法回避一两难抉择：追求雅不免失去透彻，追求透彻又不免失去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范本。但它那抒情诗式的笔法，并非唯一的恰当选择。现代人的受并不是只有抒情诗的妙，同时也有痛苦、困惑和焦虑。《黄金时代》的尝试扩大了以往的视野。它的基调是反讽的、调侃的。但某些细节又不失动人的温情。比如，写代材料，王二怎么也过不了关。因为看材料的专案人员怀着一无止境的窥心理，本不可能满足。但陈清扬却一下就过了关。为什么？因为她将一个女人最真实、最好、最微妙的受写了代材料，让那帮专案人员一下到羞愧难言。这是《黄金时代》中最彩的细节。让我们受到荒芜之中，自然的人有怎样的威力！

这还引起了一个超越羞耻心的话题。中国以往的绝大多数小说都被笼罩在羞耻心文化的影里。《红楼梦》里描写很蓄，丧天香楼等场面作家写了又删了；《金瓶梅》里描写很放肆，但写一段就要一段谴责或说教。这都是羞耻心文化的不同表现。文字的本意，羞和耻本来都是人不可缺少的位，是长期的社会文化使人们形成了一观念，赋予这些与活动相关的位以负面价值。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意识到要超越这观念的桎梏。文学创作中对羞耻心文化有不同的超越方式。劳斯是一方式，他认为就是，他在小说中给活动以至善至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