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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法从中推导出什么。”
以上就是我关于大象失踪说的所有的话。不出我最初所料,这些话作为刚刚相识的年轻男女交谈的话题未免过于特殊,况且其本身早已完结。说罢,两人之间出现了许久的沉默。在谈完与其他事几乎毫不相关的大象失踪的话之后,我也罢她也罢都不知再提起什么话题为好。她用手指摩挲鸡尾酒杯的边缘。我则看着杯垫上的印字。反复看了25遍。我还是后悔自己不该提起什么大象,这并非可以随便向任何人开诚布公那种性质的话。
“过去,家里养的一只猫倒是突然失踪来着,”过了好久她开口道,“不过猫的失踪和象的失踪,看来不是一回事。”
“是啊,从大小来说就无法相比。”我说。
30分钟,我们在宾馆门口告别。她想起把伞丢在了酒吧,我乘电梯帮助她取回。伞是红褐色的,花纹很大。
“谢谢了!”她说。
“晚安。”我说。
此后我和她再未见面。一次就刊登广告的细节我们通过电话,那时我很想邀她一起吃饭,但终归还是作罢。用电话讲话的时间里,蓦地觉得这种事怎么都无所谓。
自从经历大象失踪事件以来,我时常出现这种心情。每当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无法在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与回避这一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之间找出二者的差异。我往往感到周围正在失去其固有的平衡。这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大象事件之后自己内部的某种平衡分崩离析从而导致外部事物在我眼睛中显得奇妙反常。责任怕是在我这一方。
我仍然在这急功近利式的世界上依据急功近利式的记忆残片,到处推销电冰箱、电烤炉和咖啡机。我越是变得急功近利,产品越是卖得飞快。我们的产品宣传会所取得的成功甚至超过了我们不无乐观的预想。我于是得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或许人们是在世界这个大厨室里寻求某种谐调性吧。式样的谐调,颜色的谐调,功能的谐调。
报纸几乎不再有大象的报道。人们对于自己镇上曾拥有一头大象这点似乎都已忘得一干二净。仿若广场上一度茂盛的杂草,业已枯萎,四周开始漾出冬的气息。
大象和饲养员彻底失踪,再不可能返回这里。
出击面包店
总之我们应该处于饥饿状态。不,不是肚子饿,简直像吞下了宇宙的空白一样的心情。起先其实是小小的,像甜甜圈中间的洞一样的小空白,但随着日子的消逝,它在我们的身体里渐渐增殖,终于成为不见底的虚无。成为庄重的幕后音乐般的空腹金字塔。
为什么产生了空腹感呢?当然是由于缺乏食物而来。为什么会缺乏食物呢?因为没有相当的等价交换物呢?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不够吧。不,空腹感说不定事实上是起因于想象力不足。
无论怎么说都行。
神、马克斯、约翰.蓝侬都死了。总之,我们处于肚子饥饿的状态,结果就是起了歹念、并非空腹感使我们起了歹念,而是歹念使我们为空腹感而走极端。虽然不怎么搞得清楚,就像存在主义似的。
“唉,我要走下坡路了。”伙伴说。简单说来他的话意便是如此。
也难怪,我们已整整两天只喝水,有一次吃了向日葵的叶子,但实在不想再吃了。
因此我们手持菜刀去面包店。面包店在那条商店街的中央,两邻是棉被店和文具店。面包店老板是一个秃头年逾五十岁的共产党员。
我们手持菜刀,从容由商店街走向面包店,像“日正当中”的感觉。走着走着,渐渐闻到烤面包香。而面包味越浓,我们走向邪路的倾斜度越深。袭击面包度和袭击共产共产党员使我们兴奋,两件事同时做,心里涌起了一种像纳粹青年团似的感动。
下午时间不早了,面包店内只有一个客人,是一个提着旧购物袋、不太机灵的中年欧巴桑。欧巴桑的周围散发着危险的气氛。犯罪者的计画性罪行,往往被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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