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的评论，说他那只是萌芽状态的文艺，在为人生的旗号下造滥制，劝他赶快提。

这些评论就像一盆一盆冷从他上浇下来，不但浇到他的上，也溅到同学们的上，有些人便对他摇起来，甚至从前佩服他的人也用怀疑的光看他了。

本来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供人评论的，从抱在母亲怀里就有人说：真俊哪，看这大睛！到会坐着，会走路，会说话，每长一寸都会产生新的评论。所以人本应该习惯于被人评论。不但应该习惯，还应该锻炼得能和那不公正的评论作斗争，有的应该回去，反驳，战斗，像鲁迅先生那样。

但是上萧可不行，他又开始噩梦了，在他前灿烂的前途没有了，闪光的未来不见了，一切又都开始灰暗下去。他在苦闷中开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觉评论说得有理，自己写的那些玩艺确实糙，确实艺术很低，确实应该提。他把自己的书摔到一旁去，看着那书生气：为什么画个破镜呢？简直是不祥之兆。

他给他的叔叔写了封信，向他请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刻苦地提！于是他就猛读起外国名著。他专挑那些文字写得的，技巧的来读，读着读着，他对英国十九世纪唯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作品发生了厚的兴趣，他读他的话剧《少的扇》，为他那俏而洗练的台词所倾倒；他又读他的童话集《快乐的王》，又被那宝石一样的光彩照得叹为观止。当时王尔德虽然已经轰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还不多，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位作家，加学英语。他的英语在中学时就开始学，大学后又接着学，拿着字典可以看英文书。这时再一抓，勤奋加上他的聪慧，很快就能读懂原文。他直接给英国书店去信、汇款，把所有王尔德的作品，连同宣扬他那“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的论文，以及关于对王尔德的评论，都买来了。他完全沉醉在对王尔德的研究之中。

（bsp;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战斗的时刻。一方面是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据地的建立，中国人民举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各派军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号下，对革命人民行着血腥的屠杀。

在这形势下，北平的学生运动也正如火如茶地开展着。而上萧却真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了。他一方面陶醉在王尔德的唯主义里，一方面又沉沦在北平学生公寓的放生活中。放生活和王尔德的唯主义本是一个母里的双胞胎。王尔德认为在生活中已经看不到路与希望，只有艺术是最真实的，最的。为了追求这个，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王尔德的主张和上萧那早有的灰暗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所以现在是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