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高老师，我在电视上报纸上看见过你，我这病你有办法治疗吗？我希望见你一面，即便我的病治不好，我死也瞑目了！”当我赶到村子时，村子里正在出殡，走到棺材前，我才知道死的人正是王某某，和我一起去的三位同志无不流泪。结果把这封信也哭丢了。当地村民说：“我们这儿村子里像某某害这种病，发烧、烂嘴、腹泻、生疮，一年时间内已死十多口人了。”艾滋村外的乱坟第二天我走进另一个村子，一进村就听见一个奶声奶气的呼声，下来！下来！妈妈你下来！这声音有些嘶哑，作者透过一扇没有关闭的大门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一个女人上吊了，一个两岁模样的男孩正抱着妈妈的脚后跟，边啃边喊，“妈妈，你下来啊，你下来啊。”村民说：“孩子的爸爸、妈妈很早开始卖血，因感染艾滋病男人已经死了，小孩也染有艾滋病，最近女人病得很重，她贫病交集，实在也活不下去自杀了。”作者的眼泪立刻流下来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改变了一贯的方式，花更多的时间和经费去关心那些艾滋病死者的遗孤；我认为不能只给钱；应当把他们领养了！2001年的一天，作者走进某村发现一个已辍学的12岁男孩，他跪在一个大的新坟前，对着一张中年夫妇的合影照片号啕大哭。他叫张某某，在坟墓里躺着他因艾滋病死去的父母，他妹妹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他14岁的姐姐也辍学了。他70多岁的爷爷用乞讨来食物养活他们。好心的记者为他交了学费，但不久他因贫困又辍学去砖厂打工去了，为了每天挣10元钱来养家糊口。他心事重重，在左臂刻满了“忍”、“仇”、“杀”等刻骨铭心的字样。据说，“仇”字是他的伙伴们刻的……手上刺青的艾滋孤儿2001年3月的一天，我去某县艾滋病村，刚进村就遇到了八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我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在旁边的一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向我解释说：“俺这里许多小孩都在叫嚷着要杀‘血头’，他们知道俺这里艾滋病是卖血传染的。”我听了之后更加心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些小孩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作者非常担心将来的社会治安问题。20世纪###十年代，一些地方为发展“血浆经济”，建起了大批的血站。这批遍地开花的非法血站；让无知的农民也找到了一条自以为既省力又“赚钱”的发家致富之路，家里的青壮年竞相去卖血。一些村庄，全村80％的农户参与了卖血，卖血成了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成了正业，不卖血者倒成了不务正业，甚至出现了职业卖血者，在众多血站往返，频繁地卖血。在卫生部出台相关规定，取缔血站后，还有农民成群结伙，偷偷地到“地下”的非法血站卖血。大多数农民卖血挣钱后，就盖新房，生活似乎也有了改观。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各村艾滋病感染者陆续发病，一些村子开始出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批发病、死亡的现象。卖血村的农民从短暂的生活好转，一下子落到了极度贫困的深渊，许多家庭除了外观还像样的房子外，一贫如洗。走进每一家，几乎都是同样令人伤心的场面：瘦弱的病人、无助的老人、流着泪的孩子……随便走进一家，几乎都有病人。在一家的三间房里，一间屋里放着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中间的屋里放着几袋粮食，另一间是灶房，冷冷清清，没有一点生气，好像从来没有人住过。据村支书说，这家的男主人得病死后，他的妻子扔下七十多岁的婆婆和一个十岁的女儿离家出走了。走进第二家，一进院门，我们就看到屋檐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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