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结果是一场比熙宁初年的大罢黜更加残酷无情的政，此时的党争已经彻底沦为了乌烟瘴气的私人恩怨和意气之争，已经无人再关心国家如何。

司光经过在洛十几年对政治一言不发的压抑经历之后，心灵已经彻底变态扭曲。一朝得志，便是抱着党同伐异秋后算账的心态对新党展开了残酷报复，打“以母改”这大逆不的旗号将新法不论青红皂白全废止，彻底否定神宗皇帝在位时的一切成绩，同时大批召回旧党战友。

枢密使章敦就免疫法罢废与司光展开据理力争，而司光只会故作文儒雅，治国实无一策，吵架吵不过章敦，说话还经常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

他上的奏章一会批评免役法使“上年年钱”，“陪费甚多”。一会又说“而上优便”；一会说免役法害民无端，“民情不便”。一会又说老百姓对免役法已经习惯了，“人情习熟”。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缠夹不清，让人看了转向，不明所以。被章敦揪住痛加抨击，经常给搞得下不了台。

而同为旧党的苏轼、范纯仁、吕公著等人都认为免疫法并非一无是，不能轻易罢废，司光顽固不化，听不任何不同意见，结果得了个“司”的光荣绰号。他自欺欺人的把差役法的优列举了一大堆，说什么“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老百姓有几袋粮，有把力气，司光便说成是“取诸其而无穷尽”，总之草民百姓服役天经地义，生下来就是要给官府无偿活的。最后提，“为今之计”，“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命令县级官员“限五日内”罢尽免役，行将免疫法罢废。

可笑的是，司光废除免役法后不久，知自己下弥天蠢事了，但又不肯认错，只好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

这就不是君所为了，王安石收免役钱是为了钱请人服役，司光已经恢复了差役法，却仍要收钱，就纯是为了收钱而收钱了，而且所收钱数，比免役法更甚。为此，司光受到了章惇的无情驳斥：现在收取助役钱，比之熙宁年间，“尤为刻剥”。

屡次被章敦驳得无完肤之后，司光终于恼羞成怒，讲理讲不过，便指示台谏群起弹劾章敦，刘挚、王觌、朱光、王岩叟、孙升章击之，太后本不理如何，只知支持自己的偶像司光，终于将章敦贬汴京。结果此例一开，旧党群势汹汹，抛开君面纱，拿氓嘴脸，对新党展开全面猛扑，大搞人攻击，指斥新党诸臣为臣，蔡确，韩缜等人皆被赶朝廷。就此，旧党君们用最氓的方式掌握了大宋的政权。

此时的司光心中已经没有国家公义，只有私怨。后来他甚至疯狂到想把神宗朝十几年来无数将士血战收复的所有国土，包括整个熙河路，兰州、会州、绥州等数千里江山全再割让给西夏，将双方国境线恢复到仁宗朝时期的情形，幸好旧党其余人等神还算正常，怕背上万世骂名，没敢附和他这卖国之策。

之后，司光终于看着他的政敌们一个个被放到外地，中怨气终于抒发来。在狠狠的折腾了朝政一番之后，他也没提任何治国之策，就心满意足的死了。仿佛他回朝的这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是为了来向新党报仇的，至于国家是否禁得起这样的折腾，并不在这位以“社稷臣”自居的“君楷模”考虑范围之内。